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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 朝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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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戈

朝戈

我是一个蒙古族画家,也自认为是一个知识分子,我主张在民族艺术中用情感说话。八十年代初,我的艺术还处在摸索时期,中后期出现了《大气》、《牧民的孩子》这一类象征性的作品,到了1988年到1990年之间,我开始宣泄强烈的情感,从写实主义向表现体征的绘画转变。90年代我相继创作了《平安者》、《年轻的面孔》、《站着的人》、《西部》等作品。《西部》是我比较重要的作品,表现了90年代以来知识界所面临的精神危机。《敏感者》是我在1990年画的,那时我特别想通过绘画探讨情感意识与社会之间的奥秘。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已经尝试用意识与心理层面来承载社会,此时我对中国现实社会有一种特别复杂的情感,内心充满强烈的质疑和冲突。89年我曾经有一个古典主义时期,89年的《红光》就表达了一种具有未来感的信心,之后再也没有画过这类情感,总被人称为理想主义的终结。到了90年代以后,我的艺术发生了一些变化,尤其2000年以后,我更多的通过象征性的人物表达精神的升华感。我认为知识分子应该用艺术的手段有针对性的表现现实,使艺术具有高度的升华感。这十年来,我一直努力捕捉能够代表中国的优秀情感和思考,而不是随着潮流追寻那些时髦的情感,仅是那些形而下的情感。我这个类型的知识分子或者说艺术家比较注重人类的历史传统,我们生活在历史的某一瞬间片段中,要做到不被这一历史瞬间征服,这就需要我们去思考一些有关人类生存和存在的价值性的问题,并为此付出实践。这就是我在90年代末20世纪初进行了一次十国之行,这次十国之行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去了解两三千年内人类文化的总体形象,以便于解决我对于现实,自身价值和整个知识界的涣散所产生的迷茫,这个说起来比较庞大,但是目的基本达到了。我一直避免一般性的再现作品,力求将蒙古民族性格中的大情感带入艺术中,创立一个属于东方的,蒙古的,纯粹的,史诗般的风景作品。所以,我尝试用浪漫的风景演义蒙古族的历史。比如1997画的《鄂尔古涅坤》,这幅画将一种很蓬勃的诞生力量凝聚在影像中心,这个情感跟其他民族不重复,他只属于草原。这种用风景来隐喻历史和民族精神的作法我还会继续坚持下去。多年来,我一直努力使艺术具有较高的含金量,这是我实现人生价值的支柱与目标。有些朋友说我是在孤岛上的,我确实是在孤岛上,我守着一部分艺术家确实应该有的历史感,他不仅仅以这个时代的某个片刻来解释世界,还要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个坐标,这就是我们这代人需要做的重要努力。(王双整理)

孔紫

孔紫:我这是第二次参加内蒙采风,第一次基本上是去了城市和现地工业基地。这次来呼伦贝尔写生是我主动跟美协提出来的,我特别高兴美协满足了我这个愿望。呼伦贝尔草原是我小时候就很向往一个地方。来到这里,我感觉草原上的人民很淳朴,草原、人、马很和谐,有一种天人合一的感觉,很激动,产生许多想法,很想创作一两幅令自己满意的作品。 (王双整理)

李洋

李洋:第一次来到呼伦贝尔草原,对此已经向往已久,亲历大草原令我非常震撼,草原很博大,我觉得浩瀚这个名字恰如其分表现了这种特征,这几天看到漫天遍野的树,听着林海的涛声觉得别有一番风味。另外,游牧民族的悠久历史同样令我震撼,我非常喜欢草原的深厚文化,通过与少数民族的接触,了解了他们的风土人情。对于草原一时间很难用几个形容词来概括,来到这里一直很兴奋,回去之后争取把这种感受画出来。(王双整理)

陈世宁

陈世宁:第二次来到草原,抱了很大的期望,希望能够画出自己满意的作品,因为这是个很难得的机会,一方面能够跟大家在一起画画、切磋、交流、相互影响,另一方面可以感受写生这种气息,这是在画室里、都市中很难找到的。我眼中的草原正如这次的主题一样,是浩瀚的草原,我会围绕这个主题去写生去创作。(王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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