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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淡墨探花王文治书法欣赏,晚清碑学的兴盛与变

浏览次数:129 时间:2019-10-05

胡适书法是典型的学者书法,特征是文雅、含蓄、隽永、流畅,无雕琢气、造作气、浮躁气和江湖气,很少注重对线条的单纯锤炼,而更为重视内在的气韵和整体的表现力。胡适结体紧密、随意潇散的尺犊体书法,写得风神潇散、洒脱自如。

王文治书法运笔柔润,墨韵轻淡,疏朗空灵,风神婉美,近于董其昌的书风而更加妩媚,倜傥风流的境界是作伪者难以仿效的。瘦硬的笔画略带圆转之意,既妩媚动人,又俊爽豪逸,风神萧散,笔端毫尖处处流露才情和清秀,如同秋娘传粉,骨格清纤,姿态自佳。

刘季平书法,篆隶草书兼擅,尤擅写隶书,其用笔有股纵横劲拔、宽松灵秀之气,也透露着野鹤闲鸥的气息。其隶书取自与汉碑,笔性精熟,笔致舒展开张,也似以篆书笔法出之,中锋运笔,线条圆润舒展,墨沉笔实。

在明清封建的科举制度下,文人为了求取功名,研究和书写那些端正死板、缺乏生气的馆阁体,缺乏变化和创新。随着金石学的兴起,不少文人提倡碑学,康有为是其中影响最大的。康有为不但敢于从理论上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更从实践中创写出了独特风格的康体。康有为大力推崇汉魏六朝碑学,对碑派书法的兴盛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胡适书法,同样也是有点平易近人、无拘无束,其章法自然朴素,落笔干净明了。胡适早年书法学苏东坡,后来书风略变,仅在起笔造型上还有些“苏体”的味道,而线条反倒似“瘦金体”了。若以书家的眼光来看,他的字在结体上似乎还存在很多问题,其线条虽瘦劲,但有些却明显偏细偏长,使整个字形略有松散之嫌。尤其是长撇和捺脚,都有“过”的感觉。不过这类特征倒形成了胡适书法的明显标志性风格,使人一望便知的“胡适体”。

一、王文治书法欣赏

    刘季平由于排行第三,故又称“江南刘三”,其擅书法,尤以隶书名冠一时。其代表书法作品隶书临写《石门颂》、《西狭颂》、《曹全碑》、《礼器碑》等,其隶书取径汉碑,笔性精熟,笔致舒展开张,其中《石门颂》看上去有股纵横劲拔、宽松灵秀之气,也透露着“野鹤闲鸥”的气息。其隶书功力非常深厚,其有有两幅刘三的对联的隶书作品,都选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历代名人楹联墨迹》中。

    在近代书法上,康有为以宏富和鲜明的书学理论夺得一席之地。康有为书法有着结体开张、奔放不羁的强烈书风,一般都说人的性格与书法有着联系,这也折射出他那种狂放不羁的性格。其书法得《石门铭》、《经石峪》最多,尤其是作榜书、对联,大气磅礴、气势淋漓构成其作品风格的主调。然而他这一书风的形成,也是他从最初的学唐宋到后来不断地向北魏“变法”而得来。对待书法艺术上他也同样不断阐述“求变”之必要。

    胡适书法有极高的审美价值、文化内蕴和文献收藏价值。胡适除了写他那种有强烈特色的“胡适体’之外,他还能写一手结体紧密、随意潇散的“尺犊体”。胡先生的尺犊书法,大多都一改他写大字时那种“长手长脚’的姿态,进入了他作为一个大学者的自然之境,流露出他的真实情怀,写得风神潇散、洒脱自如。

    王文治书法,能得董其昌神髓,与梁同书齐名。王文治平日喜用淡墨,以表现潇疏秀逸之神韵,时称“淡墨探花”,“淡墨翰林”。善画墨梅,韵致卓绝,诗宗唐、宋,自成一家,并精音律之学。王文治是清代著名的书法家和文学家,同翁方纲、刘墉、梁同书齐名,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有“淡墨探花”之誉。他的书法有米元章的笔意,又得董其昌的神韵;书卷墨迹“如秋娘传粉,骨格清纤”,具有一种沉郁含蓄、旨趣深远的美;同时,他又是一个奇才,在书画鉴赏、诗文写作、音律研究、文化交流方面都有相当的建树。

    刘季平隶书,似以篆书笔法出之,中锋运笔,线条圆润舒展,墨沉笔实。他作隶书,常喜欢“一隶到底’,从他的作品来看,无论上款下款,均书以隶书。“朝阳梧桐风凰来舍,孟春酸酒尧在径”一联,以“曹全”风格为主,写来则醉厚秀逸,清健古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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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书法作品欣赏1

胡适书法作品

王文治书法欣赏

刘季平书法作品-隶书

    康有为书法行草学苏轼、米芾。其推崇碑学,贬低帖学。其书作气息、规模均自南北朝碑版出,苏、米嗣音甚微。其论述推崇碑学的书法论作品为一八八九年所作的《广艺舟双揖》,这一立场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奠定了康氏作为一代书学大师的基础。虽然康有为在书学理论上持见多有偏激,但其对碑学的阐幽发微、探赜索隐是他人无可比附的,故其贡献也是值得后人肯定的。      书法论在当时得到大多数的认可,是因为宋元以来,学者只知帖学,很少乃至每注意到碑学,而且帖学发展至近代已走向一味求媚、不避靡弱的边缘,然而康有为虽身处其中,却由于见闻甚广,认为清代前、中期的以“帖学”、唐碑为楷的流弊,都是宋、明人的重钩、翻摹之本,走样失神是必然之事。(他的这一观点,也是梁启超所特别强调的书法论,尽管师徒俩的政治观点最终因不同而分道扬镳,但在书法美学上,他俩的态度倒始终如康有为的书法。)在此故而心游万仞,从帖学中挣脱出来,振臂一呼,便很快赢得了诸多有识之士的共鸣;加之金石考据之学大兴,于是碑学盛极一时。

    胡适儿时于旧学和书法上所花的功夫和打下的基础。胡适《四十自述》的书中记述了许多他少年读书的情景。他三岁不到时,就跟着父亲学识字写字,因为父亲教二十来岁的母亲认字读书,将生字用正楷写在四方的小红纸上,胡适就跟着在一旁认读、摹写。父亲死时胡适才四岁,随着母亲回到家乡读私塾,他在自传中说,九年的家乡教育,“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

    王文治书法用笔规矩而洒落,结构紧密而内敛,墨色以淡为主,着实是董其昌书法风貌的再现。王文治忠实地秉承帖意,但无传统帖学的流转圆媚与轻滑。其书用笔转少折多,以折为主,显得果断有致,干净利落。瘦硬的笔画略带圆转之意,既妩媚动人,又俊爽豪逸,风神萧散,笔端毫尖处处流露出才情和清秀的特色。行书作品《待月之作》清妙妍美,俊朗疏秀,可见其晋唐功底深厚。

      《民国书法史》书中的一段介绍:“刘季平,学术界人称“刘三,其生平不畏权势,不畏株连,好打抱不平,为人热诚。”说到这,刘三就有一段英勇的故事:在一九零五年,轰动一时的苏报案发,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均因触犯清廷而被捕入狱。后邹容因体弱而痪死狱中,就在无人敢为之收硷时,刘三当年不畏株连,闻悉挺身而出,毅然为邹容硷尸埋骨,趁夜将邹容遗体载回华泾,慨以私人之田园,让地数弓,为埋骨之所。这等义举是的有多大的勇气觉悟才能做出来的。      也因刘三在日本期间,经同乡钮永建介绍认识邹容,彼此志趣相投,结为至交并视为盟友。后来发生的“剪辫子”一事,加深了和邹容的战斗情谊。故章太炎在《邹容墓志铭》中称刘三云:“上海义士刘三,收其骨,葬之华径,树以喝,未封地。”并有“刘三今义士,愧杀读书人”之诗句加以赞赏。从此“义士刘三”、“江南刘三”的大名,遂传遍海内外。      张祖翼曾写在《石门颂》跋语:“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然而刘氏脾院人生,傲岸江湖,岂不能学?他曾与沈尹默在北京订润卖字,其时也受聘为北京大学书法研究社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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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在民国时期影响巨大,故向他求字的人络绎不绝,能得到他的墨宝,是一种荣幸。上海浙江中路北海路附近有家老字号的茶叶店叫“程裕新茶号”,其招牌就是当年胡适所题。据说“文革”后此店重新开业时,已找不到“胡适体”的招牌,后由一位老茶客贡献出自家的一只茶叶罐,由于这只旧的茶叶罐上还保留了胡适的一行题字,让这家茶叶店驳了样后,老字号才得以保留了珍贵的特色。

    王文治作书,喜用长锋羊毫和青黑色的淡墨,这与他的天然秀逸的书风有表里相成之妙,故清代梁绍壬在《两般秋雨庵随笔》中说:“国朝刘石庵相国(指刘墉)专讲魄力,正梦楼太守(指王文治)则专取风神,故世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目。”钱泳亦将他与刘墉、梁同书作比,认为王文治中年得张即之书迹临摹,遂入轻佻一路,如同秋娘传粉,骨格清纤,姿态自佳,而欠庄重。此论虽取贬义,但对王文治的书风特色的譬喻,还是比较精当的。这种“秋娘传粉”般的格调,亦可作为真伪鉴别的依据。从传世真迹来分析,王书运笔柔润,墨韵轻淡,行间布白,疏朗空灵,气格风神极其婉美,近于董其昌的书风而更加妩媚,倜傥风流的境界是作伪者难以仿效的,莫怪当时竟有“天下三梁(指梁同书、梁衍、梁国治),不及江南一王”的说法。

    刘三与沈尹默相交甚契,刘三、陈独秀、沈尹默三人经常在一起论书作文,沈尹默曾说过:所谓“过从既久,诗酒相得’。其时刘三对沈尹默的二王书体以及一手漂亮的褚遂良楷书非常推崇,曾有诗赞道:“知君刻意褚河南,一艺从头识苦甘,若睹真书君第一,试言隶草我无三。”

康有为书法作品欣赏2

    胡适的题字流传颇广,书法墨迹也为大家所熟悉,瘦劲放开的一路。胡适的字其实和他的为人为文还蛮相像的,深入浅出、明白如话。他的两位弟子、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以及唐德刚的《胡适杂记》中写老师的传记非常有名,为我们展示了胡适先生治学和做人的许多生动具体的细节。胡适做学问非常严谨,他主张“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他的文笔清清爽爽,再深的学问也能表达得干净利落、晓畅通俗,自然朴素,这确实是他的高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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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不单单仅夸奖了沈尹默的楷书,同时也将自己的隶书草书一起赞赏了一番,这也可看出刘三对自己书法的自信。其实,刘三的草书并不多见,站在欣赏书法的角度看,水准究竟如何还不太好说,但从知名度上来看,估计还不至于到诗句中所言的“数一数二”之地位。当然,写诗是可以夸张的,甚至为了平仄押韵,有时不妨以一二个字来“虚垫”一下也未可知。

    《广艺舟双揖》又名《书镜》,是晚清继包世臣《艺舟双揖》后力倡碑学的又一部书论集,书名也是据前者“扩广”而来。后来郑逸梅曾在《艺林散叶》中说:包世臣论文论书,乃成《艺舟双揖》;而康著袭其名《广艺舟双揖》却只论书,未及文,故当时有人讥之应称《艺舟单榴》才对。康有为闻此言后也无话可说,后来重刻此书时果然更名为《书镜》。

    胡适是被大家所熟知的很有名气的学者。胡适之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也是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书法家。他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对《红楼梦》也颇有研究,也是“新红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也是将小说纳入了学术研究正轨的第一人,取代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旧红学。

王文治书法欣赏1

    刘三不仅擅于书法,而且还擅于写诗。其诗含蓄精深,雍容典雅,格调高放,名句“一天风雪艺黄精”,脍炙人口。曾苏曼殊于杭州时写的《西湖韬光庵夜闻鹃声柬刘三》诗中这样描写的:“刘三旧是多情种,浪迹烟波又一年。近日诗肠绕几许,何妨伴我听啼鹃。”

    这书反映了康有为思想保守的一面,他看不清前进的方向,所以他的“变”,不是努力去破坏旧的,创造新的,而是主张回到古代去。他认为上古秦汉、魏晋的书法才是完美的,而唐以后则每况愈下。他不承认唐代书家变古法是一种创新,反而指责“名家为古,实不尽守六朝法度也。”这样,他在指导思想上就陷入了自相矛盾的混乱境地。

    胡适为人待友,也是可亲和蔼、平易近人。有位教授温源宁在他的《一知半解》书中曾这样描写胡适:“任何人在他的面前都可以无拘无束”,“高傲者受到他的殷情款待会得意而去,愚拙者得到他的平等待客也能舒畅高兴”。

    王文治的书法在乾隆、嘉庆间声誉迭起,被认为最有特色的地方是起笔落笔时的姿态与众不同,风情特别潇洒,神采分外闲逸,既有米元章的笔意,又得董其昌的神韵。尤其是他的腕指功力,生动婉转,善以侧媚取势,用墨来增强作品潇洒秀逸的魅力,显示出大书法家的素质。在乾隆、嘉庆间有“天下三梁,不及江南一王”的说法。三梁说的是:梁同书、梁巘、梁国治,均为当时的名书法家,书法各有所长。一王就是指王文治。梁绍壬的《两雨般秋雨庵随笔》中说:“国朝书家,刘石庵(墉)相国专讲魄力,王梦楼太守专取风神,时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目”。

    刘三夫人陆灵素,青浦朱家角人,系名小说家陆士愕之妹,也是南社社员,多才多艺,尤擅昆曲。据说每有宴客至洒酣兴浓,夫妇俩则夫唱妇随,大有“小红低唱我吹箫”之境,故朋友们又常将其夫妇比之于赵明诚和李清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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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正是他的谦逊、热忱和“不为师”的品格,所以他的字读起来仿佛也有一种平易近人、亲近的自然之风。“但开风气不为师”,是胡适先生经常借用的龚定庵名句。虽然适之先生作为一代宗师,做了许多“开风气”之先的“名山事业”,然而他的风格品性、他在字里行间却丝毫没有孤傲不群、藐视一切的大师作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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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妇俩琴瑟相谐,这在南社人员也是一段佳偶,难能可贵。南社1909成立于苏州,是一个曾经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化团体,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倡民族气节,反对满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为辛亥革命做了非常重要的舆论准备。其发起人是柳亚子、高旭和陈去病等。

康有为书法作品欣赏3

淡墨探花王文治书法欣赏,晚清碑学的兴盛与变革。    胡适很喜欢“谈墨”,他认为“欲知一家学说传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订这一家学说产生和发达的时代。如今讲墨子的学说,当先知墨子生于何时。”其中的兼爱思想成了胡适一生的品德。胡适还认为“天人感应”是汉代儒教的根本教义,而这是受墨子“天志”的影响。

王文治书法欣赏2

    南社说起成立至今已有百年的南社,真乃名流云集,高朋满座,这个民间文学社团,几乎将全国各地(南方为主)的著名文化人悉数囊括于旗下,其号召力及影响力自不待言。尽管我们今天有许多读者基本已不熟悉刘三了,但其在《南社点将录》中位列第七,被称为“天雄星豹子头林冲”,可见刘三在南社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力。      刘三还精于收藏鉴赏,在晚年官场不得志,好文物古器收藏,抗日战争时书斋黄叶楼遭兵燹,珍贵文物散失殆尽,据其写的《黄叶楼典藏图书目录》中记载,他藏有图书两万余种、一万余册,近代名家墨迹、画幅及金石、题跋、碑帖八十余种,为也是近代上海地区不可多得的藏书家。    刘季平原名钟酥,字季平,上海华泾人。由于排行第三,故又称江南刘三。晚年号“黄叶老人”,曾自署“江南刘三”,因为收葬邹容遗骸,被时人称为“义士刘三”。出生于上海华泾(今属龙华乡)一商人家庭,自幼刻苦用功,不久即以诗文驰名,尤工书法。 刘三自幼即颖慧过人,喜文史,早岁以诗文鸣于世,有一次,年未两岁,祖父抱其过一石桥,桥侧贴有招贴,祖父随意指着上面的字教他认读,既而重过该桥返家,祖父指着招贴上的字再问,他应答不误,引以为奇。后数十年,齐白石为绘一图,刘三于画上自题云:“题桥能识旧时径,锦褓提携未二龄。四十年间如梦过,真堪挥涕对先灵。”

    康有为的书法,各有说词,说好者捧之为天,低毁者贬之于地。如白蕉就曾说:“康长素本是狂士,好大言欺俗,其书颇似一根烂绳索。”然而,沙孟海先生在《清代书法概说》中又说:“康有为本人书迹,题榜大字,大气磅礴,最为绝诣……气魄从《石门铭》、《泰山金刚经》出来,真可以雄视一世。”从后者评价可以看出康有为的书法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胡适留美归来,戴着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的头衔,二十七岁就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第二年又选任为北大英文部教授会主任。是年底,他完成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基本确立了他的学术地位。其后,他与陈独秀等人主编《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其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也遭到守旧文人的不断抵制和批判。 虽然我们用现在的眼光看他当时的新诗,未免有些浅薄,如“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但在那个时代却已是难能可贵了。胡适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样思想。因此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并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毕生倡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言必有证”的治学方法。

淡墨探花王文治书法欣赏,晚清碑学的兴盛与变革。    王文治一生以书法称名于世,早年习书从前辈笪重光人手,受其影响颇深。他的楷书师从褚遂良,行草书则学自《兰亭序帖》和《圣教序》。但钱泳却认为他是学赵孟頫和董其昌的用笔,中年以后改习张即之。从王文治传世书法来看,其飘逸婉柔的点画和妩媚匀净的结体,的确透露出与笪重光、董其昌二人书法的传承关系,而线条的扁薄,更是浸染于笪氏书法的结果。除笪、董二人的影响外,还有一个因素不可忽视:王文治中年以后潜心禅理,对于有关佛经的书法尤其用心关注。他曾收得张即之的写经墨迹,临摹学习,因此其书风与张即之、笪重光一样有用笔扁薄的特点。

    刘三在21岁时经县试被录取为县学生员,虽家境优越,却思想进步。1903年东渡日本后,考入成城学校骑兵科,学习军事,努力寻求富国强兵之道。回国后先后为江苏陆军学堂教习、浙江陆军学堂教官以及与同人创办丽泽学院。辛亥革命后数年,刘又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以及持志学院等校任教,后又任长江要塞秘书长、江苏省通志编纂委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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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之极力倡导和鼓吹新文化运动,然而他自己却是有相当的旧学根底。有人称胡适是文通古今、学贯中西的大师,其实一点也不为过。他学问渊博,从事的学术研究除了文学外,还涉及哲学、历史、宗教等非常广泛的范畴,尤其在历史考证领域,更是成就卓著,如他的《蒲松龄生年考》、《醒世姻缘传考证》等,在文史学界都有极大的影响。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以及“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等名句,流传至今,为后人时常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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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三曾在华泾与人创办了培养革命人才、宣传革命思想的丽泽学院。曾重金雇请江湖义士,并参与谋刺两江总督端方,但因消息泄漏被捕入狱,后经黄炎培等人的多方营救,半年后获释。1924年至1931年间先后任东南大学和持志大学教授、长江要塞司令部秘书长、江苏省博物馆编纂主任、国民党监察院委员等职。刘三晚年官场不得志,好文物古器收藏,于1938年8月因病在上海去世,终年62岁。

康有为书法作品欣赏4

更多书法作品欣赏

王文治书法欣赏3

更多书法作品

淡墨探花王文治书法欣赏,晚清碑学的兴盛与变革。    如今所见的康有为书法,大多都是其中晚期的作品。康写字赠人,从不写“指教”、“正之”类的客套语。他晚年书,对联以五言为多,其中最爱写的一联是:“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有人说康有为为人性格古板,无甚情趣。在此讲述一段康有为的趣闻:在日本时,有一次为友人新婚题词,康氏给新郎新娘写了“司月二大,旦牛住了”八字。旁人不明何意,他笑说:“每字添一笔,即可。”原来是祝福新人“同用工夫,早生佳子”。由此可见,康有为不像那些人所说的那么无趣。

二、王文治的书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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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治(1730—1802)清代官吏、诗人、书法家。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今江苏省镇江市)人。十二岁便吟诗作书,诗有唐人风范,书学米、董、后法二王,得力李北海,喜用淡墨。乾隆25年(1760)探花,时称“淡墨探花”、“淡墨翰林”,与喜用浓墨的刘墉成鲜明对照,其书名与刘墉齐。与姚鼐交往甚密。曾做翰林院侍读,后住云南临安知府。擅长诗文,与姚鼎很有交谊。中年后信佛,精研佛典。以书名世,长行楷。其书学董其昌、李邕、米芾。中年后,张即之、笪重光对其也有影响。当时,他和梁同书被视为帖学大师,并称为“梁王”。曾随翰林侍读全魁至琉球。乾隆二十五年进士,授编修,擢侍读,官至云南临安知府。罢归,自此无意仕进。工书法,以风韵胜。年未五十,即究心佛学。有《梦楼诗集》、《快雨堂题跋》。

康有为书法作品欣赏5

    乾隆二十九年(1764)以探花官翰林侍读,出为云南临安(今云南建水县)知府。在建水、通海等地留下过很多碑刻和对联。至今滇南一带尚有他的墨宝遗存,虽只尺中楮,民间亦视为拱璧。据王昶《湖海诗传》称:“禹卿尤工书,楷法河南,行书效《兰亭》、《圣教》;入京师,士大夫多宝重之。”王文治二十多岁时就书名遐迩传扬。

    康有为不仅是位为书法家,也是位思想家,其思想的演变从早年经历了一个由儒家学说到佛学、道学,再由佛、道之学到西学的曲折过程。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民主思想、平等观念的人。这也是因为康有为自幼即开始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而且后来受张鼎华的影响。在1879年时,他在家乡西樵山结识了张鼎华,在张鼎华的指引下,康有为开始接解到近代的改良思想,了解“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逐渐打开了眼界。由于坚持儒教正统,他有意识地摒弃了盛行于近代西方国家的某些民主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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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治书法欣赏5

康有为书法作品欣赏6

    王文治二十多岁时就书名遐迩传扬。乾隆二十一年(1756),全魁、周煌出使琉球,两位使臣仰慕王文治书名,特意邀请他同行,王文治欣然答应。琉球人素好书法,得知王文治是中国书法名家,纷纷重金求书,视为至宝,十分珍重,一时间王文治在琉球书名风靡。当时朝鲜人来华,专门以饼金购得王文治书法以归,其书法声名远播海外。乾隆皇帝南巡江南时,在杭州寺庙中见其所书《钱塘僧寺碑》,大赏爱之。由于乾隆皇帝的赞赏,王文治的书法声望一下大大提高,广为流传,为士林所宝。日本很多博物馆都珍藏着王文治真迹。如东京国立博物馆、京都藤井齐成会有邻馆、冲绳县立博物馆、大分县立博物馆皆珍藏有王文治的墨宝。     王文治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他的书法天下闻名,“其书迹碑版最早见于珍存者,乃在海外之琉球,盖其应邀随册封使全魁踏足该海邦时,早已书名闻世,故琉球王室臣民往往慕名,无不争相乞书宝其翰墨者。”在琉球停留的八个月里,王文治为琉球人书写了许多书法作品,如琉球王室的名胜地楚山书有“虎岩”两个大字石刻,就是当时的琉球国王尚穆的叔父,今归仁王子尚廷烈邀请王文治书写的。王文治乘船离开四十年后,琉球的巨刹东禅寺仍悬有王文治当年所写的《来听东禅寺里钟》诗文。因为琉球朝野对王文治书法的喜爱,后来的贡使注意搜求王文治的书法作品作为给琉球王室的最佳礼品。

    康有为在中学西学思想内激荡。在他身上折射出诸多矛盾,往往言与行南辕北辙。比如,他提倡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可是自己却妻妾成群,且处处留情,被称为风流圣人。在颠簸动荡的流亡生活中,康有为一共娶了六位太太,其中有一位是美国华侨,一位是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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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治书法作品欣赏6

淡墨探花王文治书法欣赏,晚清碑学的兴盛与变革。康有为书法作品欣赏7

    王文治一贯洁身自好的品行也在这次琉球之行中体现出来,并帮助他渡过了难关。原来这次琉球之行充满了风险,前有暴风袭击,后有朝廷严查。这支册封琉球国的船队在临近琉球时,突然遇到风暴,船被打翻了,王文治及船上面的人全都落水。若不是琉球国及时救援,随行的200多人恐怕一个都回不来了。船上的人员被救后,琉球国王当即送有衣、被、银两5000两,分给随行的兵士、水手、工匠136人均分,各得银36两7钱,以表示对落水人员的关心和慰问。这本是一件琉球国王体现友好的事情,谁知一些兵士不知从哪里听信了传闻,说是上一批参加册封的随行兵士曾经每人得到128两的赠银,于是从管队陈国栋起,带头闹事,率领下属兵士、衙役和水手到使臣馆逼迫使臣全魁向琉球国王索取,又鼓动部分兵士在街上闹事,抢劫当地百姓,最后迫使琉球国王拿出51000余两银子平息此事。

    有些人对康有为的思想颇有争议,章炳麟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对他的保守思想就有很多批判。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和谭嗣同一样选择杀身成仁,而选择了逃亡。康有为作为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在倡导维新运动和领导戊戌变法时,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但后来他在民国初年为尊孔复古思潮推波助澜,与袁世凯同流合污,充当帝制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时,就站到了历史的对立面,从政治巨人蜕变为现实的侏儒。这个转变使其他在政坛地位直线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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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治书法作品欣赏7

淡墨探花王文治书法欣赏,晚清碑学的兴盛与变革。康有为书法作品欣赏8

    后来乾隆皇帝从抚臣的上表中看出破绽,就派官员调查此事,终在事情过去7个月后被查了出来。乾隆皇帝大怒,大开杀戒,一连杀了14个带头闹事的兵士,又从重处罚了一大批参与其中的人,并责令退还了所有琉球国王拿出的银两,震惊了整个朝野。王文治没有接受任何琉球国王所赠的银两,整个事件中置身事外,平安地过了这一劫。淡墨探花王文治书法欣赏,晚清碑学的兴盛与变革。三、王文治书画鉴赏

    在政治上,像待书法艺术上一样,同样不断阐述“求变”之必要。康有为说:“人限于其俗,俗各趋于变。天地江河,无日不变,书其至小者。”他还以政治变革的大势来譬喻朽法:“盖天下世变既成,人心趋变,以变为主,则变者胜,不变者必败,而书亦其一端也。”其中就有有名政治改革“戊戌变法”,康有为作为政治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提出了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的要求。他指出:“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

  王文治对书画的鉴赏也有独到的功力。他作出的判断,往往使大家折服。他在临安府任上,曾以准确的判断赢得了世人的敬重。过去在临安东门城楼上有过一块“雄镇东南”的巨匾,是书法家涂晫的手笔,写得苍劲有力,不知什么原因,有一天其中的“镇”脱落,摔得只剩下了个偏旁,缺了一字,匾就没有风采,于是当地人多方奔走,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临摹涂晫笔法达到以假乱真之人,请他写了一个等大的“真”字补了上去,众多人称绝。到了王文治上任,他行到东门楼前,抬头看见上悬的巨匾,立刻对身边人说,第二个“镇”字在四个字中如同三条活龙夹着一条死蛇,知道内情的人对王文治的判断力惊讶不已,那几可乱真的“镇”字他一眼就瞧了出来。由于他的书画鉴赏能力高超,后来所到之处,请他鉴定书画的人很多,或赋诗或题跋,书画经过其品题,往往身价倍增,被视为墨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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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书法作品欣赏9

王文治书法作品欣赏8

    经济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主张。文化教育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开民智”、“兴学校”、“废八股”的主张。这几个方面构成了康有为戊戌变法的基本纲领。康有为等人以为,只要抓住了皇帝好像就能无事不成,其实,光绪皇帝只不过是个空架子,实权完全掌握在慈禧太后等人手里。后来导致康氏的“变法”是失败了;但作为书法家的康有为,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他的“变法”与“求新”,也可以说是成功的。

  研究王文治的书论少不了研究“潘画王题”这一奇特的现象。潘恭寿是一位很有影响的画派人物。《京江画派综述》中称他的画“逸韵天成,非时流所及也。平时佳作多有王梦楼题,故所风流尤为艺林盛事矣”。在绘画方面,他与王文治“潘画王题”,卷轴逾百,结为最佳搭档。世人赞誉的潘画王题现象始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当时,王文治40岁,潘恭寿28岁,两人的亲密组合一直持续到乾隆五十八(1788)年,合作的精品超过了百余件,被推崇为“自来书画家未有之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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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治对书画研究有自己的理论,这对后来的京江画派颇具影响。他认为精于书画的人,能够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皆由取法乎上所至”。文人要学书画,应该由此入门,然后再学习参考多个名家的作品,细心品味,领会神韵,方能获得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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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出身为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生、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省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出身于士宦家庭,乃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近代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而且每个头衔上都可加上“著名”二字。

王文治书法作品欣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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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王文治书画鉴赏能力高超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不仅精通书法;对绘画也有研究。他本身懂画、会画,擅长画墨菊、牡丹等花卉作品,尤精于画梅,思致清逸,笔意劲秀,跋语清趣脱俗,是个多面手。四、王文治的诗词文采成就

康有为书法作品欣赏11

  王文治的诗格调苍古,七古多学苏东坡。他赞同袁枚的诗论,主张不受形式法则的束缚,反对界唐划宋,主张不拘一格,注重写出自己的真实情感与独特个性。诗人袁枚评说王文治的诗另有神韵,也就是所指的篇外余韵。“卷中校勘诸公以梦楼为第一,瓯北次之,施太常又次之,盖梦楼诗从晋唐入手,故能取篇外余韵”。在当时诗人中间,多认为袁枚、蒋士荃、赵翼的诗文最佳,三人并称于世。而袁枚看来,王文治的诗名被书法名所掩,他的诗文亦为上品,“细绎公诗,方知功夫之深纯,精神之绵密,细筋入骨,高唱凌云,能兼此二者,当代能有几人哉!”

        康有为是个极度自负而狂妄的人,而且自负狂妄得近乎有点“迂腐”。比如康氏在万木草堂讲学的时代,就以“康圣人”自居,并别号“长素”,意思是比“素王”孔夫子还略高一筹。在治学上,大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慨。百日维新时,一天在“朝房”康有为与“后党”的关键人物荣禄相遇,两人谈到变法,荣说:“法是应该变的,但是一二百年的老法,怎能在短期内变掉呢?”康竟愤然回答说:“怎么不能?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可以变了。”可见其在政治上的极不成熟。已至于后来变法失败,在老外的帮助下,亡命天涯十六年。

  任凭性情自由流露是王文治写诗的一大风格。在他创作的归途登黄鹤楼的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和他对官场的冷淡态度,诗中说:“江汉交流地,荆吴四望通。云涛来足下,楼阁出空中。鹦鹉千秋恨,梅花一笛风。病归殊远谪,未肯怨飘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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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治书法作品欣赏10

  从写诗的角度来看,王文治的天分很高,文采出众。清史中称之:“天才豪冲,眉宇轩举,少有国士之称”。同时期的著名诗人姚鼐也说:“丹徒王禹卿先生少则以诗称于丹徒,长入京师则称于京师,负气好奇,欲尽取天下异境以成其文。”“既尽读先生之诗,叹为古今所不易。”

  观景记游则是王文治作山水诗的一大本色。他对景物的观察入微,描述生动,有很强的感染力。他写的《秋日深云庵晨起》诗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山阁睡初觉,禽声四面来。屋藏林影暗,窗对日光开。清涧浮红叶,颓墙绣绿苔。偶逢僧汲水,抱瓮与徘徊。”把晨起后的所见所闻描写得很仔细。诗中先用“初觉”暗示晨起,然后通过听禽声、看林影、观日光来表示在小庵内的活动;出户外后,又写看到涧水中的浮叶和破墙上的苔痕,来说明这已是秋日的景观;接着又把僧人汲水来来往往的场景进行了描写。值得注意的是,诗句中用了一个“偶”字,显得很确切而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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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王文治的音律曲艺成就

  从音律曲艺的角度来观察,王文治在少年时即迷上了音律。当时他有一个同乡好友茅思艾,喜欢吹箫弄琴,常组织梨园小部演唱,弹丝品竹,乐此不疲。王文治受到他的影响。后来他到了琉球,认识了琴师徐傅舟,从他那里学习到不少操琴的技法。以后他入京师,又结识了知音善曲的蒋士荃,有更多的机会享受戏曲音乐文辞之美,醉心于音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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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治对曲谱的推广也做出了贡献,他积极促成了《纳书楹曲谱》和《纳书楹四梦曲谱》的出版,做了许多审订方面的事情。杨思涛《词余丛话》中说:“王梦楼先生以书法名海内,性喜词曲,行无远近,必以歌伶一部自随,客至张乐共听,穷朝暮不倦。其辨论音律,穷极要眇,长洲叶氏纂纳书楹,遍取元、明以来院本,审订宫商,世所称叶谱也,其中多先生所纠正,论者谓叶谱功臣云。”《纳书楹曲谱》收集了许多元、明以来流传的戏曲院本,内容丰富,曲皆有谱,是一部很有分量的昆曲清唱曲集。而《纳书楹四梦曲谱》是在长洲叶氏整理前任曲谱基础上,参照相关成果加以审订,经王文治再次审订后而出版的一部昆腔曲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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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执教杭州崇文书院山长期间,深受当地士绅器重。为了迎接乾隆皇帝的第五次南巡,他被重金礼聘为浙江撰制祝厘乐府九种,以为迎銮之用。撰制祝厘乐府对音律的要求非常严格,剧本的辞藻须华丽典雅,音调须端正平和,不仅要合音律,剧情也要合情合理,皇帝要过目的东西是绝对轻忽不得的。后来乾隆皇帝非常欣赏王文治撰制的祝厘乐府,分别有乾隆升平署抄本和道光刻本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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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辞官之后,他追求什么呢?除了继续作诗、文、书法之外,他热衷于佛家的“返求本性”和以歌伶声乐“自喜”,把追求自我的性情愉悦作为人生的一大乐事。在家乡,他买僮教曲,自办家乐,搬演谱奏,能自演“西楼记”等戏曲节目。乾隆五十六年,前福建巡抚伍拉纳之子过镇江,王文治留了他三天,请他听家乐。“其演戏用家乐约三十人,外有女子四人,所演西楼记,长生殿俱精”。当时他置办的家乐不论是演出的场面,还是能歌善舞的艺术都很有名气,誉满大江南北。以至后来探亲访友都要带家伶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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