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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崇米笔势奔放,褚遂良意临王羲之

浏览次数:185 时间:2019-10-10

    在《晋书》中,李世民对王羲之的书法作品这样赞美道:“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必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作为《晋书》主编之一的褚遂良,对这一传赞肯定是有刻骨铭心的印象的。尤其是后面的几句“状若断而还连”云云,不就是晚年褚遂良的书法风格中最大的特色么?对李世民怀有深厚感情的褚遂良,毕生都在实践着这一点。

张孝祥书法,有颜真卿书法遒劲雄伟,气势磅礴,苍劲有力之态;也有米芾书法的笔势奔放,秀拔清朗的面貌。张孝祥各类书体皆通,而行草尤具飘逸奔放之势,这和他本身潇洒不羁的性格分不开,但同时,其字个体本身极具颜体的阳刚之美,力道遒劲,而力壮之下,却难掩其字清劲挺拔的英秀气质。他的书法盛行于南宋前期,在两宋书坛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莽新嘉量铭文多为工整垂脚的方正小篆,结构舒展挺拔,风格典雅俏丽,结构上紧下松,特别是下部夸张的拖长极具装饰性。新莽时期铸造的铜器嘉量是西汉时期著名铜器。书法以方折笔法为主,线条瘦细劲挺,结构紧密,字的排列整齐规矩,最突出的特点是:字形呈长方形,秦小篆的字形也偏于长方形,但铭文字体拉得更长,可以舒展的下垂笔画向下延伸的范围更大,使整个字明显地上面紧密下面疏松,颇有气势。这种写法对于后代书法有较大的影响,魏晋时期官印、私印中使用的悬针篆就是直接来自于这类铭文书法,清代杨沂孙、近代齐白石等人的篆书也受它的影响。 

朱熹书法初学汉魏崇尚晋唐,主张复古而不泥古,独出已意,萧散简远,古淡和平,非流俗所敢望,大有晋人风致。朱熹的书法被誉为汉魏风骨及韵度润逸。下笔点画圆润,善用中锋,运转沉着顺畅,入笔藏锋隐芒,绝无狂躁之跡;结构稳健典雅,行气连贯,不刻意工整,风格洒脱自然。一、朱熹的书法欣赏

    褚遂良在书法上,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对王羲之书风崇拜的漩涡,持续地沉湎于其中,专心致志地遵守着王羲之的规范。据《唐会要》卷三十五记载,在贞观六年(正月初八,太宗下令整理内府所藏的钟繇、王羲之等人真迹,计一千五百一十卷。褚遂良参与了这次整理活动,众多的王羲之的真迹,使他大开眼界。也正因为如此,他又开拓了书法的视野:他在中国书法的体格与形态中,找到了一种贵族的或属于知识分子的艺术品味。这品味是华美的,而不是朴素的;是如精金美玉的,而不是浑金璞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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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自幼跟随父亲朱松及武夷三先生刘子翬、刘勉之、胡审习字,尝学曹孟德书,后攻钟繇楷书及颜真卿行草,一生临池不輟,书法造诣精湛,笔墨雄瞻,超逸绝伦。自古以来,传世墨迹,虽是断简残编,都被奉如至宝加以珍藏。虽然历史上其书法艺术为人推崇备至,而一生曾写下的书迹也不少,遗憾的是失传居多。明陶宗仪《书史会要》:“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笔即沉着典雅,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不啻兴圭壁。”书法初学汉魏崇尚晋唐,主张复古而不泥古,独出已意,萧散简远,古澹和平,非流俗所敢望,大有晋人风致。 他思想学说的盛名,把其书法艺术的光芒掩却了。朱熹善行、草、尤善大字,现今传世作品以行书简牍為主,大字墨跡很少。

    在清乾隆皇帝所宝爱的八本《兰亭序》摹本中,至少有两件是归于褚遂良名下的。从摹本来看,这是他成熟期的书法作品。他一方面想把自己纳入到王羲之的书风中去,另一方面却仍然顽强地露出他自己的趣味。他自己的笔意和王羲之的字形在同一件作品中交相出现,轮流居于主导地位。这引起了宋人米芾的极大兴趣,以至于在摹本上再三作跋:“虽临王书,全是褚法。其状若岩岩奇峰之峻,英英秋秀之华。翩翩自得,如飞举之仙:爽爽孤鶱,类逸群之鹤;蕙若振和风之丽,雾露擢秋千之鲜。萧萧庆云之映霄,矫矫龙章之动彩;九奏万舞,鹓鹭充庭,锵玉鸣珰,窈窕合度,宜其拜章帝所,留赏群仙也。”像这样的评价古代书家,在米芾那里,除了褚遂良以外,是没有第二人的。米芾还进一步分析说:“至于‘永和’字,合呈其雅韵,‘九觞’字备著其真标;‘浪’字无异于书名,‘由’字益彰其楷则。信百代之秀规,一时之清鉴也。”的确,褚遂良的这个摹本,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了他的“意临”部分,即属于褚遂良个人的审美趣味时常在其中闪现,有时甚至占了上风,充分地体现自己的笔法与意态。王世贞也看出了这一点:“书法翩翩逸秀,点画之间有异趣。”此帖血脉流畅,神采飞扬,堪称褚遂良学习王羲之最为优秀的一件作品。

张孝祥书法作品【临存帖】

书法作品欣赏【莽新嘉量铭文】整体

朱熹的书法被誉为“汉魏风骨”及“韵度润逸”。下笔点画圆润,善用中锋,运转沉着顺畅,入笔藏锋隐芒,绝无狂躁之跡;结构稳健典雅,行气连贯,不刻意工整,风格洒脱自然。朱熹是儒家哲学的宗师,书法的字裏行间洋溢著文人的书卷气,崇尚传统法度是可以想见的。他主张“字字有法度,方是字”,但又要能“纵容衍裕而气象超然”。也就是说,书法必要入法而又能出法,笔墨才能表现出自然的意态。

    人们还将王羲之的书法作品《长风帖》也归于褚遂良的名下。虽然作为临书,难以表现自己的意志、性情,难以摆脱被临作品的规范,但是褚遂良控制笔墨点线的能力却在这里展露无遗。李嗣真在《书后品》之中评论说:“褚氏临写右军,亦为高足,丰艳雕刻,盛为当今所尚,但恨乏自然,功勤精悉耳。”在肯定的同时,又批评此帖的连带间显得有些做作,不够自然。但是,当法度的束缚稍稍松懈一些时,禇遂良自己的趣味就会涌出来,其意态超过了法度,这种精彩的东西尽管一纵即逝,只是那么连续的两三个字,带着一种温柔洒脱之中增进的沉思的、成熟的精神,而留下充满着精妙的健康气息的温婉和洒脱之中的超越心境,呈现崭新的面目。这也是褚遂良临习王羲之书法欣赏的与众不同之处。

(一)张孝祥书法成就及书法欣赏

    汉代金文。新莽时期直接凿刻在新嘉量器皿上的文字,与秦权量文字一脉相传。铭文多为工整垂脚的方正小篆,结构舒展挺拔,风格典雅俏丽,结构上紧下松,特别是下部夸张的拖长极具装饰性。新莽时期铸造的铜器嘉量是西汉时期著名铜器。新(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九年)颁行的标准量器,以龠、合、升、斗、斛五量具备,故名嘉量。正中的圆柱体的上部为斛,下部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上截为合,下截为龠。器外有铭文,分别说明各部分的量值及容积计算方法。新莽嘉量制作准确,刻铭说明详细,在中国度量衡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中国书法史上,朱熹也是名列“南宋四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历代名人对其书法的评价很高,也明显地披露了他独特的书风: 明陶宗仪《书史会要》「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即沉着典雅,虽片縑寸楮,人争珍秘,不啻璠璵圭璧」。明王世贞《震泽集》「晦翁书,笔势迅疾,曾无意于求工,而寻其点画波磔,无一不合书家矩矱」。明祝允明跋朱熹《蓬户手卷》「晦昂先生精忠古节,博雅明古,為世之贤,表明千古,然对书法尤為神妙,固平生亦书无几,故后世见者鲜矣,此卷為黄士司马藏之久矣,后乃流落於世间,吾昔在教时仅得一见,然未及尽观以為恨焉,今幸復见於友人斋中,足以与公之笔墨有缘也,用是书此以序其本」。宋文天祥跋朱熹《蓬户手卷》「前人论书谓真卿书有忠臣骨,今观文公之用笔斯言為不谬矣」。陆简题朱熹《朱子城南唱和诗帖》「其词皆冲口而得,字亦纵笔所书,矩度弛张,姿态逸发,虽晋唐诸名家,未易比数」。明海瑞跋朱熹《蓬户手卷》「是书风流韵达,雅緻超群,实乃天然妙品」。作为理学家的朱熹,他的书迹在当时就产生了影响,传世书迹更是代代产生影响。他的以儒家正统观念为基本依托的书学思想,自然也作为学术思想的一部分,对后世学子产生了影响。而朱熹一生重要的书法活动,与他的出仕与游学、著述与讲学等活动相紧密联系。

    唐代书法的风格变化是与国君李世民的嗜好分不开的。张彦远在《法书要录》中就记载了李世民的一桩趣事:贞观十八年,太宗召三品以上官员,赐宴于玄武门。太宗乘兴取笔作飞白书。众臣也乘着酒兴从太宗的手中竞相争夺。散骑常侍刘洎竟登上龙床,把太宗的手抓住得到了这件书法作品。这样的举动显然把众人吓坏了,同时也因为有妒忌之心,众臣一齐跪下请求按照法律将刘洎处斩。太宗却笑着说:“昔闻捷媛辞辇,今见常侍登床。”竟这样轻松地就赦免了刘洎的罪过。在这样的热爱书法的氛围之中,无疑会产生众多而伟大的书法家。

    张孝祥书法作为南宋著名书法家,其渊源甚广。孝祥并不局限于一家之长,而是广学各家所能,从而熔铸出自己的风格。其中尤以“学颜”,“崇米”为著。他的书法,一方面有颜真卿书法遒劲雄伟,气势磅礴,苍劲有力之态,一方面也有米芾书法的笔势奔放,秀拔清朗的面貌。除了揣摩前人墨迹,勤奋苦练之外,他也虚心求教当时书法名家刘岑,提高草书水平。

    新莽铜嘉量铭文是汉代篆书的代表作之一,相传清代末年出土于河南省孟津县。新莽铜嘉量铭文在文字上极力复古,仿效秦始皇,在所制定的量器腹部周围用小篆刻上诏书。王莽虽然不用在西汉中晚期已经成熟的隶书,而是使用小篆,但这个时期的小篆已不同于秦代标准的小篆书体,具有了独特的风格。书法以方折笔法为主,线条瘦细劲挺,结构紧密,字的排列整齐规矩,最突出的特点是:字形呈长方形,秦小篆的字形也偏于长方形,但铭文字体拉得更长,可以舒展的下垂笔画向下延伸的范围更大,使整个字明显地上面紧密下面疏松,颇有气势。这种写法对于后代书法有较大的影响,魏晋时期官印、私印中使用的悬针篆就是直接来自于这类铭文书法,清代杨沂孙、近代齐白石等人的篆书也受它的影响。

首先,与古代绝大多数的士人一样,朱熹的书法启蒙也来自家学。朱松爱好金石,有所收藏,这对朱熹具有影响意义。同时,朱松出于对先贤的景仰之情,也收藏了一定数量的先贤墨迹,特别是王安石等人的书法,这对朱熹日后的书法价值取向也有相当大的影响。所有这一切,可通过朱熹本人的传世文字得到印证:予少好古金石文字……得故先君子时所藏与熹后所增益者,凡数十种。虽不多,要皆奇古可玩,悉加标饰,因其刻石大小施横轴,悬之壁间,坐对、循行、卧起恒不去目前,不待披筐箧、卷舒把玩而后为适也。盖汉魏以前刻石,制度简朴,或出奇诡,皆有可观,存之足以佐嗜古之癖,良非小助;其近世刻石,本制小者,或为横卷,若书帙,亦以意所便也。先君子自少好学荆公书,家藏遗墨数纸,其伪作者率能辨之。先友邓公志宏尝论之,以其学道于河洛、学文于元祐,而学书于荆舒为不可晓者。今观此帖,笔势翩翩,大抵与家藏者不异,恨不使先君见之,因感咽而书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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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孝祥各类书体皆通,而行草尤具飘逸奔放之势——这和他本身潇洒不羁的性格分不开,但同时,其字个体本身极具颜体的阳刚之美,力道遒劲,“观之者壮”,而力壮之下,却难掩其字清劲挺拔的英秀气质,正如“枯竹折松,驾雪凌霜”(曹勋《跋张安国草书》),可谓”笔力雄健,骨相奇伟,风格飘逸,气质清劲,并能自出新意“。他的书法盛行于南宋前期,在两宋书坛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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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朱熹在游历和出仕中,在各地留下了大量的题榜、碑版与摩崖题名书迹。关于这些书迹的传世部分,高令印在《朱熹事迹考》一书中曾有过比较详细的记载。当然其中也存在大量的后世翻刻者,乃至后世伪托者,这是需要进一步考察甄别的。

    张孝祥的书法,一如其人,其诗,其词,激越、豪迈、睿智、高洁,而这些元素却如此巧妙、婉转,出人意料,甚至带着几分俏皮地穿插渗透于文本之间。“真而放”,让人联想到苏轼,他们都是可爱的。最可惜的是天妒英才——张孝祥仅仅在世间停留了三十八载的脚步,就匆匆而逝。

书法作品欣赏【莽新嘉量】

再次,朱熹在游宦生涯中,有机会观摩了大量的前贤遗墨与遗迹,不仅极大地促进了自己的书法创作,也有机会通过诗歌与题跋等表达自己的书法观念。比如,淳熙八年、九年间在提举浙东茶盐公事任上,出巡绍兴府山阴县等地时,拜谒了“右军祠”,有多篇诗作、题跋表达了对王羲之书法的仰慕与推崇之情。又比如,绍熙四年由知潭州任人都途中,先后获观了多家所藏宋贤名迹。再比如,庆元五年(1199)三月八日,建阳张大夫(张侯)来访,应请跋张氏所藏字画凡七,一日之内作成《跋张安国帖》、《跋山谷宜州帖》、《跋米元章下蜀江山图》、《跋蔡端明帖》、《跋欧阳文忠公帖》、《跋东坡帖》、《跋曾南丰帖》。朱熹大量的题跋,明人毛晋辑为《晦庵题跋》三卷收人《津逮秘书》中。

    刘岑指点张孝祥学习李邕的书法,或许是看出张孝祥的字灵动有余而沉着不足。事实上,张孝祥的书法,本质上属于才气主导型,其作品在南宋一代是风标高举的。他的后人,侄孙张即之,号称传承家学,以书法名世。但张即之之书,刻意立异,尖峭乖张,远不及张孝祥。杨万里在张孝祥的一件作品后题跋道:“张安国书甚真而放如此,然学之者,皆未尝见公之足于户下者也。”

    新莽铜嘉量,是新莽时期铸造的铜器嘉量,也是西汉时期著名铜器。汉莽新嘉量铭文,为汉代金文。新莽铜嘉量,是新莽时期铸造的铜器嘉量,是西汉时期著名铜器,为公元9年王莽立号为“新”朝时制造的标准量器,由王莽国师刘歆等人设计制造,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此外,还需要注意朱熹一生中特别多样化的别署。比如,因朱熹始祖在山东邹县(山东邹城),故早年自称“邹诉,’;东汉时远祖由青州过江迁居吴郡,故也曾自署“吴郡朱熹”。又因过江后,朱氏一支曾居住在安徽当徒县境内的丹阳镇,后又南迁居平陵,故也自署“丹阳朱熹”、“平陵朱熹”。唐末,朱氏再度南迁至徽州,后定居婺源,故自称“婺源朱熹”;又因徽州古属新安郡,也常署“新安朱熹”。朱松早年曾在徽州歙县城南紫阳山读书,朱熹也因此别署“紫阳朱熹”。淳祐六年(1246),宋理宗御题“紫阳书院”匾额赐歙县城南紫阳山读书处;后来,人们也把朱熹晚年在武夷山五曲隐屏峰下的讲学处“武夷精舍”也称“紫阳书院”。因此,后世学子尊称朱熹为“紫阳先生”。

    张孝祥的书迹传世甚少,今天尚能看到的只有六幅作品:《静安府帖》、《临存帖》、《关辙帖》、《泾川帖》、《柴沟帖》、跋《黄庭坚书伏波神祠诗卷》。    张孝祥传世书迹,笔力清劲而超然自放,似乎还有米芾的笔意。曹勋曾数次以张孝祥书风比况米芾,如云:“显贵英游,乃如湖海之士,胸贮丘壑,笔力扛鼎,以饱学妙蕴移其骨相。展玩数过,方思漫仕之风度,挹笔墨之秀发,而未奉延陵之临写,绝叹画之超诣,昂霄耸壑,过数等矣。固知风樯阵马,一日千里,孰不瞳乎若后哉!”又云:“安国此字,尤为清劲,如枯松折竹,架雪凌霜,超然自放于笔墨之外。虽醉中亦不忘般若,岂个中自有一种习气,略无间断。”

    西汉末年,王莽秉政,为了满足其托古改制的政治需要,他征集当时学识渊博、通晓天文乐律的学者百余人,在著名律历学家刘歆的主持下,系统考证了历代度量衡制度,完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度量衡制度改革。这一改革取得了两个方面的成果,其一是建立了我国古代最系统、最权威的度量衡学说,这一学说主要内容被收入《汉书·律历志》,成为历代考订度量衡制度的理论依据。其二是监制了一批度量衡标准器,为推广其度量衡制度提供了实物依据。这些标准器至今仍有传世,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新莽嘉量。刻有王莽统一度量衡的81字诏文:汉莽新嘉量铭文“黄帝初祖,德匝于虞,虞帝始祖,德匝于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民,据土德受,正号即真。改正建丑,长寿隆崇。同律度量衡,稽当前人,龙在己巳,岁次实沈,初班天下,万国永遵,子子孙孙,亨传亿年。”

朱熹在书法创作、书学思想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他思想文化上的博大精深具有绝对密切的关联。虽然,他的书艺不像他的学术成就那样影响巨大,但也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南宋四家”之一;同时,他的书学见解与成就也不能忽视。研究朱子书法创作及书学思想,不但能全面了解这位文化巨匠,也有助于了解南宋书法的基本内容与精神特征。二、朱熹的理学世界

    南宋书法延续了北宋书法“尚意”的书风,但也暗藏“尚法”的潜流。张孝样作为一位词人、文臣,具有卿士书家的审美特点。他徘徊在“尚法”和“尚意”的书风之间,追求自己的书法风格,并很早取得了书名。张孝祥在书法上属于早慧的典型,其人其书,生前身后已颇得时人之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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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学术思想史和中国文化史,两宋时代是继春秋、战国以后的又一个崇尚学术争鸣与重视文化建设的高峰,而“程朱理学”恰恰又是这一高峰的主峰之一。朱熹崛起于南宋中前期,他在思想、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对近七八百余年的封建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所提出的:儒家在汉朝获得统治地位,主要原因之一是儒家成功地将精深的思想与渊博的学识结合起来。朱熹就是儒家这两个方面的杰出代表。他的渊博的学识,使他成为著名的学者;他的精深的思想,使他成为第一流哲学家。尔后数百年中,他在中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决不是偶然的。

    张孝祥传世书迹以行草书为主。而岳珂在《宝真斋法书赞》中的一条记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张孝祥小楷书的风格面貌:“右张安国书《东坡和秦太虚梅诗帖》真迹一卷,于湖少小楷,今帖视他书,特为遒婉可观。”并赞以“于湖笔力并奇秀”一句,与“秦(观)艳、苏(轼)腴”相列。

书法作品欣赏【莽新嘉量铭文】一

朱熹的学术思想是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主要观点如:理气相依而不能相离,且理在先,为主;气在后,为客。强调“天理”与“人欲”对立,“人欲”要服从“天理”。“朱子学”作为是理学的集大成者,自南宋晚期立于官学后,在元、明、清三代一直作为官方哲学,进而作为科场程式。同时,朱熹的学说也影响到日本等东亚、南亚各国,乃至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影响。

    前人笔记中多有关于张孝祥擅篆书的记载,如据董史记:“跋于湖篆字云:‘昨宦吴门,得汪藻龙溪小篆;今守长沙,得张于湖大篆,皆前此所未见也’。“谷中云:于湖篆书极工。今长沙帅司有大字西壁,南康落星寺篆书行记,大字皆佳。”可见张氏在篆书上颇有造诣,并得到时人赞叹,至于其篆法师承,同样因为书迹无传而不可知。

    王莽篡权后,改国号为“新”,为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特别在始建国元年(公元九年),命人依照当时的大学者刘歆的考订,铸造了这件量器,目的是以它作为全国各地称量五谷等容器的标准,因此以青铜铸造,以示传之久远,永垂典范,并且定名为“嘉量”。而铸于器表上二百一十六字的铭文,则详细的记述了铸器的缘由,以及各部位的容量及尺寸等等,全器一共分作五个量体,中央之圆形主体,上部为“斛”,下部较浅者为“斗”,右耳为“升”,左耳上部为“合”,下部为“龠”;二龠的容量等于一合,十合等于一升,十升等于一斗,十斗等于一斛斗与斛及合与龠,在度量时要反转过来才能使用。

朱熹的教育思想,则强调启发式教学,主张“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并以自己的广闻博览与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著产生了重大影响。朱熹的学术与教育,涉及了经学、史学、乐律、禅佛、道教以及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一生著述宏富,传世主要有《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以及后人集编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简称《晦庵集》)、《朱子语类》等等。

    张孝祥书法为时人所重,往往被冠以“奇伟可爱”、“清劲”、“雄健”、“奇”等赞叹之词。除前已述及者外,以下诸论也当加以重视:于湖张公下笔,言语妙天下。当其得意,诗酒淋浪,醉墨纵横,思飘月外,兴逸天半。东坡云:“李太白死,世无此乐三百年矣!”某初挂名于公之榜,又尝再见公于直庐。今其季伯子尚书寄示五帖,开卷未了,山立玉色,凛然在人目中也。安国天资敏妙,文章、政事皆过人远甚。其作字,多得古人用笔意,使其老寿更加,学力当益奇伟。

    由是可知,在当时合、升、斗、斛之间,已是以十进制来计算的。根据实测,斛之容积为2018.66立方厘米。另外,由器表铭文与实物的比对,得知当时一尺的长度等于今日的23.0887厘米,其他可依此类推。因此在作为一件标准量器之外,它还提供了许多珍贵的数据。

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朱熹赴同安任途中,经过南剑州时前往剑浦(福建南平)拜见了李侗(字愿中,延平先生,1093-1163)。李侗也是罗从彦的弟子,从学术辈分上讲,与朱松同辈。但朱熹真正拜师延平先生,是在绍兴二十七年(1157)六月。在前后问学延平的十年时间里,朱熹真正实舍”,发奋著述,一举确立了“道学(理学)夫子”的学术地位,使得“闽学”的影响在事实上超越了“江西学”和“浙东学”。逮至绍熙五年(1191)再次奉祠归居,建“沧洲精舍”,将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到讲学课徒中,并进一步完善和深化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张孝祥英年早逝,诸般才华没能得以全面施展,其于书法亦然。因此,传世张孝祥书法往往表现出中年人特有的劲健,加之为人豪迈,其书迹自然也有过于放纵、不甚含蓄的地方,所以讲求“中庸”的朱熹、郑构等人也给予了委婉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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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学术启蒙是从其父那里开始的。朱松本身就是北宋理学家“二程”的三传弟子,师事罗从彦(字仲素,豫章先生)。朱松举家移居福建的原因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当时的理学中心之一就在闽中,这使得他在仕途不得意的日子里仍能与道学诸友保持着亲密的交往,并以此获得心灵上的慰藉。朱熹日后能成为理学大师与“闽学”领袖,与朱松有这样一层关系是分不开的,闽中理学家乐意接受朱熹这样一位理学后人。朱松临终前,将朱熹托付给了崇安的三位道学挚友:胡宪(字原仲,绩溪先生)、刘勉之(字致中,白水先生)、刘子翚(字彦冲,屏山先生)。这三位就是早年对朱熹影响深刻,朱熹以父相事的“武夷三先生”,其中刘勉之还把女儿许配给了朱熹。

    从张孝祥的履历和诗词来看,张孝祥是早熟的词人,同样也是个早熟的书家。不到四十的他,已步人了人生的暮年。关于张孝祥的书法,论者所作的如下的理解值得借鉴:在‘中兴四大家’(指陆游、范成大、朱熹和张孝祥)中,若以‘骨力’而论,张孝祥是最为劲健的,然而有时过于稚拙又往往难免有些刻意的痕迹,豪迈书风,才应是他的本色,如果天不忌才,他在各方面的成就真是‘未可量也’。

书法作品欣赏【莽新嘉量铭文】二

清人蒋垣《八闽理学源流》卷一云:“濂溪周子敦颐,继孔、孟绝学于仁宗间,以《太极图》、《通书》授程伯子灏、叔子颐。二程之门受业最多,而刘绚、谢良佐、游酢、张绎、苏晒、吕大临、吕大均、尹焞、杨时成德尤著。杨时,闽之将乐人。杨时归闽,受业者多,东南推其为程门正宗,遂为‘八闽理学’之始,门人胡宏、罗从彦尤著。宏传之张栻,从彦传之李侗,侗传之朱熹。”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作为理学家的朱熹,是“二程(颐、颖)”的四传弟子,最终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学说,集理学之大成,成为一代宗师,乃得与祖师并称,号“程朱理学”。三、朱熹的生平简介

    张孝祥不单以词章见重于时,其早年即以书法获得皇帝的褒赏。惜乎张孝祥早年书迹无传,但据其传世手札墨迹及摩崖碑刻而论,书法气象豪纵,庶几与颜鲁公碑版书迹相近。而岳珂亦记:思陵尝因进对,见公奏疏,玉音谕公曰:“稍进乎此,便可名世。”观公合作处,骨力固已轩轩如鲲击鹏运,盖一日九万,未可量也。公则仙矣,故其可睹者止于是。

【莽新嘉量铭文】特点:结构舒展挺拔,风格典雅俏丽。字数:216。馆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朱熹是中国南宋时期最著名的理学家,又是继孔子之后最伟大的封建教育家。他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和文化都有着极大的影响。朱熹以理学家和教育家垂名史册。其理学思想与学说,在明、清两代更是被推为儒学正宗,朱熹也因此被尊为“朱子”。

    张孝祥早年在书法上师承的是“法颜(真卿)字”。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二十三岁的张孝祥中进士之时,廷对中高宗御览试策,就称赞他“词翰俱美”,因此而得首选。据宋人叶绍翁记:高宗酷嗜翰墨,于湖张氏孝祥廷对之顷,宿醒犹未解,濡毫答圣问,    立就万言,未尝加点。上讶一卷纸高轴大,试取阅之,读其卷首,大加称    奖。而又字画道劲,卓然颜鲁,上疑其为谪仙,亲擢首选。胪唱赋诗上,    尤隽永。张正谢毕,遂谒秦桧。 桧语之曰:“上不惟喜状元策,又且喜    状元诗与字,可谓三绝。” 又叩以诗何所本?字何所法?张正色以对: “本杜诗,法颜字。”桧笑曰:“天下好事,君家都占断!”盖嫉之也。

【新莽铜嘉量铭文】原文:    黄帝初祖,德币于虞。虞帝始祖,德币于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民。据土德受,正号既真。改正建丑,长寿隆崇。同律度量衡,稽当前人。龙在己巳,岁次实沉。初班天下,万国永遵。子子孙孙,享传亿年。 【新莽铜嘉量铭文】今译:    黄帝是我的初祖,他的美德汇集到虞帝,虞帝是我的先祖,他的美德又辗转汇集到了新朝。戊辰年(西汉初始元年,公元8年)岁星(木星)运行到了大梁之次,北斗星的斗柄正指向苍龙星系,天下安定,上天命我继承汉代的天下,拥有所有的臣民,于是建立国号,即真天子位,以建丑之月作为岁首,社稷长寿兴隆。制定统一的度量衡标准,考察精细且合乎前人的制度,在岁星运行到实沉之次的己巳年 (新朝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把新朝的度量衡制诏告天下,令各郡国遵照执行,让子孙后世,享有天下,而传之于亿年万代。

朱熹(1130-1200),字元晦,改字仲晦,号晦庵、晦翁等。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朱氏婺源大族,其父朱松(?-1143),字乔年,号韦斋,政和八年(1118)上舍出身,官至左承议郎、守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母祝氏,亦出新安望族。绍兴七年(1137),全家迁居建州(福建建瓯)。朱熹长期生活在武夷山,晚年定居建阳考亭(今福建建阳市)。朱熹5岁入学,18岁贡于乡,次年(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年)中进士第。在朱熹71年的生涯中,为官9年,其他时间大都是著书立说、讲学论道,其著作有70余部460多卷,主要有《四书集注》、《诗集传》、《楚辞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通监纲目》等;创办书院27所,门生达数千人。

    张孝祥书法在取法前贤的同时,自然也受到时人书风的影响,此所谓“时代压之”是也。据董史《皇宋书录》记:“饱学刘公能解草书,余尝得其《千文》一卷,纵逸而不拘旧法,盖有自得之趣。 《诚斋诗话》言:于湖尝参书法于公。”刘公即刘岑(1087-1167),字季高,号杼山居士,吴兴(浙江湖州)人,《宋史》无传,历任徽、钦、高、孝宗四朝。关于张孝祥师事于刘岑一事,元代袁桷《跋于湖帖》论述甚详:于湖先生与王宣子皆绍兴进士第一,而皆以政事发身。二公皆守湖南,此帖盖于湖江东、宣子尹京时也。杼山刘季高寓金陵,于湖守行官,纳谒杼山,杼山曰:“守谒当有故。”于湖曰:“愿求书法。”杼山野服以肃,于湖拜而授之。今其书盖与刘无异也。文献凋落,因巽堂内翰出其书,敢以过庭所闻者告焉。刘杼山长张于湖五十余岁,于湖以后学事之,耳目熏染,所得必为不少。唯文物凋零,传世书迹似已难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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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是一位积极人世的学人。任秘阁修撰期间,即主张有准备地抗金。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时,因屡次进言而忤权臣韩侂胄。最终,在宗室赵汝愚与外戚韩侂胄两大阵营的权力斗争中,结束政治生涯,并在“庆元党禁”中被罢去祠官,一度颠沛,在居无定所中度过了他最后的三年生涯。直到韩侂胄死后,嘉定二年(1209)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五年(1212),宋廷以朱熹《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立学。理宗宝庆三年(1227),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自此,朱熹的一代学术宗师地位,取得了合法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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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作品欣赏【莽新嘉量铭文】局部01

朱熹一生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但并未受到最切实的重用。绍兴十八年(1148),中进士。二十一年(1151)春,铨试中等,授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二十七年(1157)十月,以四考满罢归,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闲居生活。直到孝宗淳熙五年(1178)八月,除知南康军(江西星子),次年三月到任,八年(1181)三月离任。八月,出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次年九月离任。光宗朝绍熙元年( 1190)四月,知漳州;次年三月,除秘阁修撰,四月即以提举南京鸿庆宫奉祠归乡。四年(1193)十二月,知潭州(长沙),兼荆湖南路安抚使。五年八月,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为即位不久的宁宗皇帝讲《大学》,十二月即以焕章阁待制提举南京鸿庆宫,再次奉祠。自此,朱熹的政治生涯结束。庆元五年(1199)四月,以朝奉大夫致仕。从首次出仕到最后奉祠,在长达整整四十二年的历程中,朱熹真正在任的时间竟不足八年。因此,朱熹与同时代的知名卿士有着很不同的经历,他的一生是以著述与讲学为主的一生;但又非属于隐逸一派,而是先出游四方论学,后卜居武夷讲学。四、朱熹的传世墨迹:《蓬户手卷》国外私人藏,全卷包括三部份:(一)题耑。(二)朱熹行草手102字。(三)宋文天祥、明方孝孺、祝允明、海瑞和唐寅之题跋。《周易系辞本义手稿残卷》日本藏《行草书诗札》南京博物院藏《奉同张敬夫城南二十咏诗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向往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四书注稿》辽寧省博物馆藏《书翰文稿卷》辽寧省博物馆藏《论语集注残稿》日本藏《致彦修少府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书易系辞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赠门人彦忠彦孝同榜登第》诗册 国内私人藏《致程允夫书》辽寧省博物馆藏《赐书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秋深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卜筑帖》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五、朱熹书法作品举例

张孝祥书法作品【柴沟帖】

【祖冲之对新莽嘉量的研究】    祖冲之不但注意搜集和保存前代的标准尺,而且还注重对前代度量衡标准器的研究。在祖冲之之前,中国历史上有两件标准量器最为著名,一件是战国时的栗氏量,一件是西汉末年的新莽嘉量,祖冲之对它们都做了研究,并取得了令人景仰的成就。本节我们先说祖冲之对新莽嘉量的研究。

1、【允夫帖】

 

  新莽嘉量是刘歆设计制作的。祖冲之在探究新莽嘉量的过程中,求得了精确度高达小数点后7位的圆周率值,并以之为据,指出了刘歆设计的粗疏之处,从而把中国计量科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允夫帖》,又名《七月六日帖》、《致表弟程询允夫书翰文稿》等。信札二幅,此为七月六日帖,后有元、明两代共11家的题识跋浯,内容包括朱画象像。明王鏊《震泽集》云:“晦翁书笔势迅疾,曾无意于求工,而寻其点画波磔,无一不合书家矩蠖,岂所谓动容周旋中礼者耶。”

(二)张孝祥的传世书迹           目前所见,张孝祥传世书迹凡十余种,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石刻,多为诗文;一是墨迹,多为书札。兹按时间编次,择要略述如下:

  西汉末年,王莽秉政,为了满足其托古改制的政治需要,他委派以刘歆为首的一批音律学家,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度量衡制度改革。这次改革的成果之一是制作了一批度量衡标准器,新莽嘉量就是其中之一。新莽嘉量是一个五量合一的标准量器,其主体是斛量,另外还有斗、升、龠、合诸量。在嘉量的五个单位量器上,每一个都刻有铭文,详细记载了该量的形制、规格、容积以及与它量之换算关系,例如斛量上的铭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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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临存帖》绛色纸本,行书。无纪年。约书于绍兴二十七年((1157)六月,致高应辰札,或为张孝样传世书迹中之最早者。曾归项元汴藏,《式古堂书画汇考·书考》卷一四著录。现藏故宫博物院,《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十九册(编号:京1一354),《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宋代书法》(作品第78号)、《故宫博物院藏中国书法千年珍品》(作品第18号)和日本《中国书道全集》第六卷等有影印。

  律嘉量斛,方尺而圆其外,庣旁九厘五毫,冥百六十二寸,深尺,积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

朱熹书法欣赏【允夫帖】01

2.《泾川帖》又名《学富帖》。纸本,行书。曾归项元汴藏,《式古堂书画汇考·书考》卷一四著录。现藏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2册(编号:沪I一0056)、《上海博物馆藏法书集》等有影印。又见明《停云馆帖》卷七摹刻,但与传世墨迹在款式上有所不同,墨迹凡九行,而刻帖作七行,或刻帖时已重为编排?此札无纪年,诸家均未考索,姑略为考之。以书风察之,与《临存帖》甚近,故所书时间也当在绍兴年间。味札中有“泾川官居诸况佳否”之问,又有“洲县渠能淹久耶”之安慰语,可知受书人当在徽州任某一职位并不高的差使,而且两人是平辈的朋友关系。 又,札中有“台阁须才,会有荐者”云,其时张孝祥当在台阁任上,合张孝祥行历,当在绍兴二十六年八月至三十一年间。考同年范成大,绍兴二十六年至三十年,正在徽州司户参军任,又据张孝祥《答范司户》有“损书甚宠,非所当受……而公朝乃备史官之缺,朝夕惴惴,非朋旧推扬之过”云,可知当时范、张二人当有书札往返。此札或为其一乎?

  此处冥同冪,表示面积。铭文反映了刘歆的设计思想。按照当时的规定(即《九章算术》所谓的粟米法),1斛等于10斗,容1620立方寸,因此,在深1尺的前提下,要确保斛的容积为1620立方寸,必须其内圆的截面积为162平方寸,即刘歆所谓之“冥百六十二寸”。也就是说,圆的面积是确定了的,需要解决的,是其直径的大小。当时,人们是用圆内接正方形来规定圆的大小的,即所谓“方尺而圆其外”,但在内接正方形边长为1尺的情况下,圆面积不足162平方寸,所以需要在其对角线两端加上一段距离,这段距离就叫“庣旁”,如下图所示。  根据刘歆的设计思想,嘉量斛的容积可以表示为:

七月六日帖 纸本 33.5x45.3cm 作于庆元元年(1195) 辽宁省博物馆藏 

3.《台眷帖》又名《休祥帖》。纸本,行书。清宫旧藏,《三希堂法帖》第十六册有摹刻。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历代法书全集》第十四册有影印。但传世墨迹与《三希堂法帖》在款式上有所不同,墨迹凡九行,而刻帖作十四行,或刻帖已经重为编排?以致《张孝祥年谱》误作两帖而在书前附图中分见。此帖无纪年。察其书迹,在《临存》、《关彻》二帖之间。姑系于此,俟考。

  1斛=π( ∕2+庣旁)2×1=1.62(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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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卢坦传语》碑刻,大字楷书。书录《新唐书·卢坦传》语一则。据廖志豪《张孝样书<卢坦传>碑、<疏广传>碑》一文记:“碑无额,碑文下署张安国书、何同叔刻于浙西宪台,庆元丙辰(1196)孟夏,刊者张文伟、吕梴。”

  可见,在嘉量的设计过程中,圆周率π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它决定了“庣旁”的大小,而“庣旁”则决定了斛的设计精度。刘歆最后得出的“庣旁”为9厘5毫,根据这一数字,可以倒推出他使用的π值是3.1547。考虑到当时通用的圆周率值是周三径一,刘歆的设计已经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朱熹书法欣赏【允夫帖】02

5.《疏广传语》碑刻,大字楷书。书录《汉书·疏广传》语一则。是碑左下角有“淳祐辛丑(1241))孟夏,陈垲对刻于明清堂”云云小字五行。按,       《卢坦传语》、《疏广传语》两碑,形制相同,均无书碑纪年,且均无书丹人自题名款。廖志豪《张孝祥书<卢坦传>碑、<疏广传)碑》一文提出,两碑是张孝祥隆兴元年(1163)知平江府任上所书,而摹勒上石则在张孝祥去世以后的若于年。

  因为圆周率π在嘉量设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后人在研究刘歆的设计时,就不能不将注意力放在圆周率上。祖冲之即是如此。为了考证新莽嘉量的设计是否科学,祖冲之运用刘徽发明的割圆术,经过繁杂的运算,得到了3.1415926<π<3.1415927这样的结果,从而使得中国数学在圆周率推算方面,取得了远远领先于欧洲数学的成就。祖冲之为今人所景仰,主要也是出于他的这一数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成就。祖冲之对圆周率的研究,人们已经耳熟能详,这里不再赘述。

 

6.《关彻帖》又名《拜复札》、《姨夫帖》。纸本,行书。明末清初曾著录于《吴氏书画记》卷四、《式古堂书画汇考·书考》卷一四、《平生壮观》卷三。后曾归安岐藏,著录于《墨缘汇观·法书》卷下。入乾隆内府,作为《宋人法书》第四册作品之一,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历代法书全集》第十三册有影印。此帖无纪年,据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考订,此帖作于隆兴元年(1163)或二年(1164)间,乃与陈之茂札。韩酉山《张孝祥年谱·附录一》则考订为乾道二年(1166)十月至乾道三年(1167)九月间,写与方滋书。 笔者以为,方滋与孝祥父张祁为连襟,故张孝祥称方滋为“姨夫”,也即北方人所称“姨父”、“姨丈”,当以韩考为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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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文】七月六日,熹顿首。前日一再附问,想无不达。便至承书,喜闻比日所履佳胜。小一嫂、千一哥以次俱安。老拙衰病,幸未即死;但脾胃终是怯弱,饮食小失节,便觉不快。兼作脾泄挠人,目疾则尤害事,更看文字不得也。吾弟虽亦有此疾,然来书尚能作小字,则亦未及此之什一也。千一哥且喜向安。若更要药含,可见报,当附去。吕集卷秩甚多,曾道夫寄来者,尚未得看,续当寄去。不知子澄家上下百卷者是何本也?子约想时相见。曾无疑书已到未?如未到,别写去也。叶尉便中复附此。草草,余惟自爱之祝,不宣。熹顿首,允夫纠掾贤弟。2、【与彦修少府帖】

7.《朝阳岩记》摩崖题刻,楷书。乾道二年(1166)五月晦题刻,在广西桂林象鼻山水月洞崖壁。 8.《朝阳亭诗(三首)》摩崖题刻,行书。与《朝阳岩记》同时同地。

书法作品欣赏【莽新嘉量铭文】局部02

朱熹 尺牍书法作品《与彦修少府帖》 纸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9.《题黄庭坚伏波将军诗卷后》纸本,行楷书。跋曰:“张孝样安国氏观于南郡卫公堂上。信一代奇笔也,养正善藏之。乾道戊子八月十日。”可知其为乾道四年(1168)所书。明清两代书画著录典籍多有记之。现藏日本东京永青文库。

  需要指出的是,祖冲之推算圆周率的目的,是为了考校刘歆的设计是否精确,也就是说,是着眼于计量科学的发展的。这是他在计量科学研究中所获得的数学成果。在他的时代,人们为纯数学而研究数学的思想并不强,当时人们研究圆周率,有两种传统,一种是为了解决天文学问题,一种是为了解决实际的计量问题。张衡、王蕃、皮延宗等代表的是前一种传统,而刘歆、刘徽、祖冲之等则代表了后一种传统。特别是祖冲之,他求得了精确的圆周率值以后,接着就用新的圆周率值,对刘歆的数据做了校验。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了他推算精确的圆周率值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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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适闻帖》又名《柴沟帖》。纸本,行草书。现藏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2册(编号:沪1-0056)、《上海博物馆藏法书集》等有影印。本札无纪年。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以为:“此帖书法老劲而恅悍,和其他的张孝祥书不同,但是末后签名的一个‘祥’字,结体大致还是一样,可能是晚年手笔。”

  关于祖冲之对新莽嘉量的校验结果,《隋书·律历志上》有所记载:

朱熹书法欣赏【与彦修少府帖】01

此外,关于张孝祥的传世书迹,韩酉山《张孝祥年谱》第116-121页,据“桂林市文物管委会一九七七年编印的《桂林石刻》”一书,还辑录了张孝祥在乾道初(1165-1166)知静江府、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一年有余期间在桂林留题的石刻文字七种,请参见。又,据桂林市桂海碑林博物馆网络资料信息,西山摩崖石刻群中尚存“李曾伯刻张孝祥书‘千山观’”一种。因笔者对以上摩崖石刻的保存情况未暇查考,姑记备考。

  其斛铭曰:“律嘉量斛,方尺而圆其外,庣旁九厘五毫,冪百六十二寸,深尺,积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祖冲之以圆率考之,此斛当径一尺四寸三分六厘一毫九秒二忽,庣旁一分九毫有奇。刘歆庣旁少一厘四毫有奇,歆数术不精之所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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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张孝祥传世书迹,其时间跨度大约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夏秋间至乾道五年(1169)年六月前这十四年间,书风虽随时变易,但大体前后一致,书体主要是楷书与行书。大抵前期法度严谨,结体端庄,刻意学古,步趋前人。如《临存帖》多有米氏笔画纤秾之态、曲直之状,提按分明,使转腾挪,不敢稍怠,似以米氏为准绳;而结字平中求险,微寓敬侧之状,深得米氏作风。 而后期《适闻帖》则在米芾书风的基础上更为奔放,特别是大字楷书《卢坦传语》碑的书法,已经从颜字中脱化而出,这一类的独特用笔与体势,显然对他的侄子张即之的楷书产生了非常直接的影响。

  “其斛”,指的就是新莽嘉量。祖冲之以他推算的圆周率值来检验刘歆的设计,发现刘歆的“庣旁”不够精确,少了1厘4毫。祖冲之的推算结果可以从上述式子中得出,以祖率π=3.1415926代入上式,则有  1斛=3.1415926×( ∕2+庣旁)2×1=1.62(尺3)

朱熹书法欣赏【与彦修少府帖】02

(三)张孝祥生平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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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孝祥(1132-1169),字安国,号于湖居士。原籍和州乌江县(安徽省和县乌江镇),生于明州鄞县桃源乡(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横街镇)。他在鄞县度过了龆龀之年,约在十三年(1143),随父迁居安徽芜湖。绍兴二十四年(1154)廷试擢为进士第一,二十六年八月除秘书省校书郎,二十七年除礼部员外郎。二十八年八月试起居舍人,九月兼权中书舍人。二十九年闰六月,试中书舍人,故人以“张紫微”相称。绍兴三十二年(1162)二月,出知抚州。孝宗隆兴元年(1163)三月,以朝散大夫、充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提举学事。二年正月,除中书舍人直学士院,俄兼都督府参赞军事,三月,以都督府参赞军事兼知建康,领行宫留守,十一月遭劾落职。 乾道元年(1165)正月,以承议郎充敷文阁待制知静江军府事,领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次年六月离任东归。三年三月,除秘阁修撰,改知潭州,权荆湖南路提点刑狱公事。四年七月,复敷文阁待制,迁知荆南荆湖北路安抚使。乾道五年(1169)三月,因病进显谟阁直学士致仕,旋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六月病卒,年仅三十八岁。葬建康府上元县(江苏南京)钟山(紫金山)后清果寺。有《于湖居士文集》四十卷传世。《宋史》卷三八九有传。

书法作品欣赏【莽新嘉量铭文】局部03

【释文】熹顿首彦脩少府足下:别来三易裘葛,时想光霁,倍我遐思。黔中名胜之地,若云山紫苑,峰势泉声,犹为耳目所闻睹,足称高怀矣。然猿啼月落,应动故乡之情乎;熹迩来隐迹杜门,释尘棼于讲诵之馀,行简易于礼法之外。长安日近,高卧维艰,政学荒芜,无足为门下道者。子潜被命涪城,知必由故人之地,敬驰数行上问。并附新茶二盝,以贡左右。少见远怀不尽区区。熹再拜上问彦脩少府足下 仲春六日3、【致教授学士尺牍】

    张孝祥乃名门之后,少年成名。父辈人物中,生父张祁(字晋彦,生卒年未详),绍兴年间曾知楚州、蒋州,官至直秘阁、淮南路转运判官兼淮西提刑,清嘉庆《芜湖县志》卷五二《人物志·流寓居》有传。伯父张邵(字才彦,1096-1156),官至敷文阁待制、知池州,卒赠少师,周必大撰《敷文阁待制赠少师张公(邵)神道碑》,《宋史》卷三七三有传。叔父张郯(字知彦,1103-1189),曾官枢密院编修、建康府通判,至朝奉大夫致仕,后以子恩封朝议大夫,陆游撰《朝议大夫张公墓志铭》。张孝祥出生后即以祖母命,过为伯父张邵嗣子。

  从这个式子中解出的庣旁值为0.01098933尺,即“一分九毫有奇”,将此值与刘歆的结果9厘5毫相比,刘歆的庣旁值确实少了“一厘四毫有奇”。所以,《隋书·律历志》的作者李淳风指出,之所以如此,是刘歆“数术不精之所致也”。这种“不精”,主要就表现在其圆周率值不够精确。在祖冲之之前,刘徽曾以他推算出的π=3.14的圆周率值计算过嘉量斛的直径,但他未提及庣旁,而且计算精度也不及祖冲之。祖冲之是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指出刘歆庣旁的误差的人。

朱熹《致教授学士尺牍》,又称《向往帖》,是以行草书成。由内容中有“长沙新命,力不能堪,恳免未俞”的句子来看,可以推知这应是绍熙五年(1194),朱熹六十五岁时,辞知潭州(今湖南长沙)任的时候所写。这幅尺牍中,朱熹的起笔多侧峰斜出,行笔迅速,转折自然,虽无意于求工,但点划波磔,无一不合传统书法的法度。

    张孝祥素有文名,诗词文章曾得到同时代或稍后文人的广泛好评,特别是他的词篇,风格接近苏东坡,颇多感怀时事之作,达到了较高的情景交融的境界。张孝祥在当时的政治集团中,主要是站在主战的张浚一边,所作《水调歌头·和庞佑父》、《六州歌头》诸篇,表现出了收复中原的渴望激情,因此后人也把他看作是爱国词人。

  应该指出,1厘4毫的差距,确实很小。当时的测量精度,很难达到毫的量级。正因为如此,这一结果的取得,是计量科学得到充分发展的标志。高精度圆周率值的发现,是当时计量科学发展在数学科学领域取得的重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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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书法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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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书法欣赏【致教授学士尺牍】01

书法作品欣赏【莽新嘉量铭文】局部04

朱熹《致教授学士尺牍》 草书 33.1 x 29.3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新莽铜嘉量铭文】历史价值:    该量器是王莽进行度量衡改革时颁行的标准器之一,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实物见证;它是刘歆设计和主持制作出来的,是刘歆计量理论的具体实践,被后世视为度量衡制作的楷模;它设计巧妙,数据精确,体现了当时科学发展的最高水平;它造型独特,铸艺精良,是中国古代青铜铸造技术高度发达的具体体现;它历经沧桑,迭被后人研究,促进了我国科学的发展,最后失而复得,器物上有着太多的历史积淀。     新莽嘉量为后代提供了可信的汉代度量衡单位量制的实物标准,历代都对之加以研究。三国魏时,数学家刘徽以魏尺测量新莽嘉量,测得斛深九寸五分五厘,斛内径一尺三寸六分八厘。他考定的结果是:魏尺比刘歆铜斛尺长4.7%,每尺合24.2厘米;魏斛也比嘉量增大2.6%,每升合204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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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晋律历学家荀勖为调准音律,于泰始十年(274)考校了新莽铜嘉量等古器物,造出了荀勖律尺(与刘歆铜尺同长),又称晋前尺。南北朝时数学家祖冲之经过自己的刻苦钻研,推算出圆周率的精确值应该介于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他以此值校验了新莽铜嘉量的有关数据,发现嘉量斛的直径理论值应当是一尺四寸三分六厘一毫九秒二忽,庣旁一分九毫有奇,刘歆庣旁比理论值少了一厘四毫有奇。他由此指出,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刘歆的数术不精造成的。

朱熹书法欣赏【致教授学士尺牍】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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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文】正月卅日。熹顿首再拜教授学士契兄。稍不奉问。乡往良深。比日春和。恭惟讲画多馀。尊履万福。熹衰晚多难。去腊忽有季妇之戚。悲痛不可堪。长沙新命。力不能堪。恳免未俞。比已再上。计必得之也。得黄壻书。闻学中规绳整治。深慰鄙怀。若更有心开导劝勉之。使知穷理修身之学。庶不枉费钤键也。向者经由坐间。陈才卿觌者登第而归。近方相访。云顷承语及吴察制夫妇葬事。慨然兴念。欲有以助其役。此义事也。今欲便与区处。专人奉扣。不审盛意如何。幸即报之也。因其便行。草草布此。薄冗不暇它及。正远。唯冀以时自爱。前需异擢。上状不宣。熹顿首再拜。4、【卜筑帖】

书法作品欣赏【莽新嘉量铭文】局部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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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律历学家李淳风考核了唐代以前隋代到东周17个朝代的27种古尺的尺度值,测得各尺与新莽铜斛尺、晋前尺尺度的比值,依照各代尺度值的长短,分别其异同和承传关系,列为15等尺,理清了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约1300多年)尺度演变的脉络。在这一考察过程中,新莽嘉量是他进行比较的基准。东汉以后各代都以刘歆创立的以律校度、以度审容、以黍的容重作为定度量衡三个标准量的方法,建立本朝的度量衡量制。在中国计量发展的历程中,新莽铜嘉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莽嘉量自汉以后,被历代奉为法家重器,珍藏于皇家园林、武库之中。经考,西汉末有郡国一百零三,根据嘉量铭文“万国永遵”,按每个郡县颁布一套计算,当时颁布的度量衡标准器至少应有百余套件。但由于兵戈战乱,改朝换代,新莽铜嘉量的流传,已难觅踪迹。

朱熹书法欣赏【卜筑帖】1

    据学者研究,魏晋时期曾有过几次关于新莽嘉量的下落的记载。魏晋数学家刘徽注《九章算术》,多次说晋武库藏汉时王莽所作铜斛,说的就是新莽嘉量,而且他还亲手对之做过测量;唐代颜师古《汉书注》引一位姓郑的学者(魏以后人)的话说:魏晋尚方(署)有王莽铜斛;西晋泰始十年(274)荀勖制律尺也测量过嘉量;再有,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前秦帝符坚住长安五重寺时,见“有一人持一铜斛(有八十一字铭辞)于市,卖之”。自此以后,没有再见闻更有实物。南北朝的祖冲之和唐代李淳风都是根据嘉量铭文或《汉书·律历志》的记载对之进行考校评述,他们是否见过实物,已无文献可做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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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书法欣赏【卜筑帖】2

书法作品欣赏【莽新嘉量铭文】局部06

 【释文】熹顿首拜覆:窃闻卜筑锺山,以便亲养,去嚣尘而就淸旷,使前日之所暂游而寄赏者,今遂得以爲耳目朝夕之玩,窃计雅怀亦非独爲避衰计也,甚善甚感!所恨未获一登新堂,少快心目耳。蒙喩鄙文,此深所不忘者。但向来不度,妄欲编辑一二文字,至今未就,见此整顿,秋冬间恐可录净。向后稍间,当得具稿求敎也。所编乃通鑑纲目,此年前草例,今夏再修,义例方定,详略可观。亦恨未得拜呈,须异时携归,请数日之间,庶可就得失耳。末由承晤,伏纸驰情!熹顿首上覆。5、【大桂驿中帖】

    唐宋两代,都有学者研究过刘歆的律度量衡法。唐贞观十一年(637)张文收曾制作过铜斛二,“斛左右耳与臀皆方(形)”,这显然与嘉量斛无关。总章年间(668-670)又有人做过一个圆形斛,但并末言及是参照新莽嘉量制作的。宋代司马光和范镇讨论度量衡的书信中,也怀疑新莽嘉量是否真有实物尚存。元明两代四百年间,也未见有新莽嘉量的下落。

《大桂驿中帖》书法纵逸不拘,醇古自然,神态娓娓,如烟云风卷,意在行文,有自得之趣。如詹景凤所言:“不以书名,固以学掩之。”

    到了清代的乾隆初年,新莽嘉量突然被发现藏于内府,但它是如何到了清廷的,人们至今未考究出来。乾隆九年(1744),清廷参照新莽嘉量设计制作了三圆、一方四件乾隆嘉量,以之作为清廷的权力和法度象征,把圆方两器分别陈设于故宫内乾清宫和太和殿前亭屋中。五年后(1749),乾隆皇帝敕编的《西清古鉴》著录了故宫藏新莽嘉量的图形、尺寸和铭文,至此新莽嘉量有关信息开始呈现于世人面前。1911年,清王朝垮台,1924年,清废帝被驱逐出宫,紫禁城被筹改为故宫博物院。“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宫内文物财产时,在坤宁宫(皇帝大婚时用)后面第三间祭神煮白肉的灶台上,在布满油腻的大铁锅旁,发现了炱掩尘封但又形体完好的新莽嘉量。这件旷世珍品,沦落了一千多年终于重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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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莽嘉量完整地再现复出,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当时著名学者王国维、马衡、刘复、励乃骥等对它做了详细的校量考证,写出了《新莽嘉量跋》、《新莽量考释》、《新莽量之校量及推算》、《新莽量五量铭释》、《释庣》等论文,对它在历史上在科学技术、数学、计量等方面所起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在这些研究中,最重要的是通过对它进行实测,并与其铭文相对照,求得了汉代(新莽)一尺长合23.1厘米。以这一标准尺度为基础,经过考证,可使中国从战国到清代2300多年间各个时期的尺度值都得到证实。再根据古人“以度审容”的规定,也可求证出各代的容量单位量值。

朱熹书法欣赏【大桂驿中帖】1

    关于新莽嘉量提供的权衡标准量值,器物上未有记重刻铭,只是根据《汉书·律历志》“其重二钧”(60斤)的记载,可以折算出每斤合226.7克(每两14.2克)。这一数值是否可信,人们又做了研究。1926年甘肃定西秤钩驿出土的一套新莽权衡标准器,其中有记重刻铭的律权石、律二钧权、律九斤、律六斤、律三斤五枚铜环权,其单位量值,算术平均为每斤245.4克,加权平均为248克。又据《后汉书·礼仪志》的记载:“水一升,冬重十三两,”计算出汉每斤合246.15克。相比之下,从新莽嘉量求得的衡重单位量值明显偏小,其原因很可能是由于加工工艺比较复杂,在成批铸造中,单位重量难于达到设计要求所致。

朱熹《大桂驿中帖》是《宋贤遗翰册》中一页,内容为应酬类。记朱熹乞放归田、拟归考亭、再唤猺人蒲来矢诸事。按朱熹《年谱》,宋绍熙五年五月知潭州,《宁宗本纪》言:“七月庚午,召秘阁修撰知潭州朱熹诣行在。”文中“辛苦三月,已不胜郡事”,即五月至八月,在任正好三个月。“告归未获”,指朱熹在六月曾“申乞放归田里”。文中所提及诸事多为绍熙五年事,故推算此帖为绍熙五年作品,朱熹时年65岁。 

    尽管如此,我国两千年前能设计、制造出这样科技含量高(数学计算、金属比重知识,青铜冶炼铸造工艺技术)的计量标准器,的确难能可贵。我们由衷地对古人的聪明才智和创新精神表示深切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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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书法欣赏【大桂驿中帖】2

朱熹《大桂驿中帖》 纵33.4cm,横57.3cm 行草书 17行  240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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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书法欣赏【大桂驿中帖】3

鉴藏印记:“张鏐”(白文)、“吴桢”(朱文)、“周生”(朱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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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书法欣赏【大桂驿中帖】4

 【释文】八月十五日熹顿首上启。大桂驿中草草奉问想已达矣。行次宜春乃承专介惠书。获闻比日秋暑,政成有相起处多福为慰。熹衰晚亡堪,辛苦三月,已不胜郡事。告归未获,而勿叨此。虽荷朝廷记忆之深,然踈阔腐儒亦何补于时论之万分哉。已上免牍,前至临川,恭听处分,即自彼东还建阳耳。辰徭复尔,应是小小仇杀,不知今复如何。昨来所以不免再唤蒲来矢辈赴司羁縻之。政以争竞有端,不可不预防之。新帅素不快此事,不知其来复以为如何耳。得其平心待之,不至纷更,亦幸事也。人还草草附报,不它及。阁中宜人,诸郎姐哥佳胜,儿女辈时问。益远,惟善自爱。以须召用为祝。不宣。熹再拜上启会之知郡朝议贤表6、【秋深帖】

朱熹《秋深帖》(致会之知郡朝议尺牍)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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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书法作品欣赏【秋深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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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书法作品欣赏【秋深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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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书法作品欣赏【秋深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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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书法作品欣赏【秋深帖】4

 

【释文】八月七日熹顿首启。比两承书。冗未即报。比日秋深。凉燠未定。缅惟宣布之馀。起处佳福。熹到官三月。疾病半之。重以国家丧纪庆霈。相寻而至。忧喜交并。忽忽度日。殊无休暇。兹又忽叨收召。衰病如此。岂堪世用。然闻得是亲批出。不知谁以误听也。在官礼不敢词(词疑作辞)。已一面起发。亦已伸之祠禄。前路未报。即见归建阳俟命。昨日解印出城。且脱目前疲冗。而后日之虑无涯。无由面言。但恨垂老入此闹篮。未知作何合杀耳。本路事合理会者极多。颇已略见头绪。而未及下手。至如长沙一郡。事之合经理者尤多。皆窃有志而未及究也。来谕曲折。虽有已施行者。但今既去。谁复禀承。如寨官之属。若且在此。便当为申明省併。而补其要害不可阙处之兵。乃为久远之计。未知今日与后来之人。能复任此责否耳。学官之事可骇。惜不早闻。当与一按。只如李守之无状。亦可恶也。刘法建人。旧亦识之。乃能有守。亦可嘉也。李必达者。知其不然。前日奉诿。乃以远困之耳。得不追证甚喜。(六字旁添)。已复再送郴州。令不得凭其虚词。辄有追扰。州郡若(若字旁添)喻此意。且羁留之。亦一事也。初听(二字旁添)其词固无根。而察其夫妇之色。亦无悲戚之意。寻观狱词(四字旁添)。决知其(二字倒写)妄也。贤表才力有馀。语意明决。治一小郡。固无足为。诸司亦已略相知。但恨熹便去此。不得俟政成。而预荐者之列耳。目痛殊甚。草草附此奉报。不能尽所怀。惟冀以时自爱。前迓休渥。閤中宜人及诸郎各安佳。二子及长妇诸女诸孙。一一拜问起居。朱桂州至此。欲遣人候之。未及而去。因书幸为道意。有永福令吕大信者。居仁舍人之亲姪。谨愿有守,幸其誉之也。熹再拜启。会之知郡朝议贤表。7、【题欧阳修集古录跋】

题欧阳修《集古录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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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书法作品欣赏【题欧阳修集古录跋】

释文:集古跋尾。以真蹟校印本。有不同者。韓公論之詳矣。然平泉草木記跋後。印本尚有六七十字。深誚文饒。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以取禍敗。語尤警切。足為世戒。且其文勢亦必至此。乃有歸宿。又鬼谷之術。所不能為者之下。印本亦無也字。凡此疑皆當以印本為正云。十二年(1185)四月既望。朱熹記。華山碑仲宗字。洪丞相隸釋辨之。乃石刻本文假借用字。非歐公筆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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