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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把自己归零,西藏是我灵魂的寄存地

浏览次数:178 时间:2019-09-24

我是从反映藏族风情的绘画中认识艾轩的,后来才得知他是大诗人艾青之子。艾青青年时代原本是在杭州艺专学画的,留学巴黎后,却弃画写诗了。而酷爱绘画的艾轩,在成年后,出现在写实主义绘画新军中,成为极富个性、极有成就的一位油画家。

2012年11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览之后,我陷入了一段忧郁和失落的时期,从那样一个辉煌荣耀的台阶上走下来,我的雄心壮志该如何继续延展还不得而知。记得当时我曾经说过:“站在国博的台阶,我看到了全世界。”这个豪言壮语并不可笑,也不自大,关键在于如何去准备和实现那些梦想。

关于“实验水墨”这个概念在中国有很多争论,也有较多的歧义。我理解的“实验”一词,它比较中性,不带有太多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成分,而且融合性很大。它既包含艺术家对艺术的个人立场和态度,也包括从内容到形态、从语言到媒介、从展览空间到陈列等方式的各种实验。当然任何艺术创造都可以说是某种实验,但我们可以区别两种基木的实验方式:一种是某一艺术传统内部的实验,一种是传统之外的实验。传统内部的实验是对这个传统,如中国画、油画等以往画种概念的自身语言和风格的不断提升和丰富; 传统外部的实验则注重的是对现存艺术系统的重新定义,所希望达到的是审美观念、趣味、传统画种、表达方式之间的相互打破,包括对所谓艺术语言的重新定义。所以它不仅仅是对某一画种审美或语言的完美化,且也是带有某种革命性的超越。这种“实验性”是我判断“实验水墨”的标准之一。

7月21日至10月18日,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在大展厅、中展厅、甬道和大堂呈现个展“徐冰:思想与方法”。本展览是徐冰在北京地区最全面的回顾性个展,梳理了徐冰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至今四十余年的创作历程,囊括以版画、素描、装置、文献记录、手稿、影像、纪录片等为形式的六十余件作品,勾勒出其艺术探索的完整轨迹。

寻找心灵的通道

2013年的春节,我回到纽约住了一个月。春节期间我一直在感冒,我咳嗽,喉咙吐出的痰是那么“霾态”。我不想描述那些,那些是过度劳累以及我热爱的北京给我的,我必须接受。春节我先在洛杉矶度过,每天睡在酒店里不想醒来,虚汗常常湿透了床单,松软的床被我睡了一个潮湿凹陷的坑,我不喜欢加州,不喜欢好莱坞,尽管日落大道城就在酒店门外,可是我宁愿睡觉,反正我感冒了,还很重,于是我吃药,喝药水,喝鸡汤,心里盼着回到纽约。

与现实接轨,然后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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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4年在成都部队从事绘画创作,到阿坝地区写生算起,32年过去,在艾轩的绘画生涯中,进藏不下30次了。“有时候就是为了感觉一下,体验一下,充一下电,让心灵去放飞。”

熬过洛杉矶又到了拉斯维加斯,我是一个吝啬的赌徒,每天给自己100元美金的预算,拉老虎机。很快我又回到了酒店房间,窗外是一片平川,是灯光的海洋。站在那里我猜想,同样的光亮映照着每一个望向它的人们,而它映照着人们不同的境遇,电影里也已经描述了太多。我是一个幸运儿,我什么都不缺,我也不敢去奢望意外之财,可是也不能说我不是“赌徒”。那一刻,我望向窗外,我其实在思量着自己还有什么筹码进行下一次出发。

另一个标准是艺术家的个人创作与时代的关系问题,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笔墨当随时代”,即水墨艺术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如何寻求、建构当代价值判断的新可能性,以及水墨艺术在当代转型过程中的创新与边界等等,已成为实验水墨创作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我看来,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化形态都会相应地产生不同于以往的观念和话语表达,在艺术上的表现更是如此,随着时间、历史的推移,人们对人文领域认知的深化和新媒介的发明与应用,在观念、样式、语言方式上也随之发生一系列新的变化。判断一位艺术家作品的意义或价值在于其作品的表现,是否与他自身的生存环境、成长经验和他个人的或集体的记忆有一个较为直接的联系; 同时,造种联系是否与当下的文化情境或文化生态有一个转换的对应点,并依此思考、测度现实的变化,以及由此反映出艺术家对现实的态度或立场。再深入分析下去,就涉及到艺术家创作中题材的选择、文化资源的利用、媒介的把握和话语方式等具体的细节内容。当然,这种细节是以其创作观念为基础的,即在创作意识上的现实文化针对性。这就又引出对当代艺术家身分概念的理解。真正含义的艺术家是以视觉造型的方式和手法,以探索性和批判性的立场和态度,通过思考、反省来表达对所处的社会生存环境、内心体验、人文关怀的终极诉求为归旨,强调的是与现实社会的某种疏离的边缘的姿态,发出一种与现有社会秩序、时尚潮流相悖反的声音。倘若按此标准,许多艺术家带有个人化的、唯美的小品性创作就不在讨论的范围内了。或者说,对众多痴迷于传统笔墨技法和所谓意境的水墨画家而言,那只是对当代文化境遇的一种逃避,一帖涤除现实喧嚣的清凉剂。“逃避”似乎是它唯一的当代性表现,而且是一种廉价的与当代之间的关系。他们的探索只是停留在材料和题材以及语言变化的有限实验之中,在观念上还是延续或延伸着美术史上已有的审美意识、越味而无法超越。

展览现场

“藏区什么最吸引你?是神秘感?还是独特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拉斯维加斯,为了打发时间,我每天去蒸桑拿和按摩,几天后终于登上去纽约的飞机。我的脸由于先前的感冒脱水,以及过度地蒸桑拿而出现各种爆皮以及一块块儿的红色敏感状,我对老伴儿说:“不好意思啊,以后我的脸就这样了。”

尊重传统、颠覆观念

“思想与方法”这一标题也源于在回溯式呈现徐冰艺术创作全貌的基础上,通过作品来展现徐冰的艺术方法和艺术理念。在此基础上,展览分为三个部分,以呈现 艺术家创作思想中的重要转折点。《天书》《鬼打墙》《背后的故事》等作品展示徐冰对于意指系统、文本性与语言困境的冥思,《A,B,C……》《艺术为人民》与《英文方块字书法》等作品记录了艺术家在文化杂糅、文化差异和跨文化语境等方面的实践探索,《烟草计划》《凤凰》《地书》以及艺术家的首部电影长片《蜻蜓之眼》则共同探讨了在过去的百年间席卷中国及整个世界的经济与地缘政治转变。

“开始,藏区吸引我的是外在的东西,天空是湛蓝的,人的皮肤是黝黑的,配饰又是那么鲜艳,草地到处盛开着鲜花……我第一感觉像是到了异域,完全不同的天地。后来,才真正感觉到,在那里能寻找到很符合我追求的一种精神。大自然激活了我深层的心理诉求,我找到了诉说的空间。”

到了纽约的第二天早上,我就奔向我的皮肤科医生,我的皮肤马上就好转了,对此我从不担心,让我焦虑的是,我的感冒还没有痊愈。我不能喝咖啡了,我的嗅觉和味觉本能地不接受咖啡,可是我的生活习惯,我的记忆离不开咖啡。

我在此谈及上述的看法,并不是说黄致阳的水墨绘画和装置创作被我定位在“实验水墨”的范畴内,而是试图说明当代艺术家都面临着这样的一种现实文化处境。具体来说,就他的作品而言,我发现有二点非常值得探讨。

此外,展览还将展出徐冰于中学时期摹写的《多宝塔碑》临帖,艺术家依据北宋郭熙的作品特地创作的“背后的故事”系列新作《树色平远图》也将在大展厅中呈现。

美高梅app ,“你在西藏看到了怎样的人和自然的关系?”

我决定一个人留在纽约,纽约的冬天很冷,我的貂皮大衣被我当成军大衣,为我遮风挡雨。我住在纽约下城这几年最喜欢的酒店,每天步行去画室练习素描,一天六个小时两节课,有时候九个小时三节课。那是一个给画家练习人体素描和速写的画室。人体模特都很有特色,黑人白人,男人女人,胖的瘦的都有。练习时间有从一分钟、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到四十分钟不同的时长,提供不同的练习方式。

一是黄致阳的艺术创作虽然放弃了传统文人画的笔性规范.,但仍然坚持使用中国的水墨。从表面上看,造点具有承传的意义或对传统的尊重,其实要真正和“当代”发生关系,就不必强调把笔墨性本身视为一个前提,或者将其视为一个思考的因素。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手段就是毛笔、墨、宣纸、绢等材料,在图像技术处理相当发达的今天,艺术家可选择的技能手段和材料似乎已不在话下。而且中国传统水墨艺术形成了一套非常完善的评价体系,所以要变革,必须在观念、概念上有所变化,这是水墨画家面临的主要难题,如同中国传统京剧的程式化一样。也许真正对传统水墨发挥颠覆性作用的是艺术创作的观念和方法论,才能使当代艺术创作带有一种本质意义上的推进。

徐冰谈道,“你生活在哪,就面对哪的问题,有问题就有艺术。”徐冰的艺术创作在多条不同线索上交叉进行,从早期研究的文化、语言及传统知识体系,到1990年代至纽约后开始关注的跨文化与全球化议题,再到本世纪对于不断飞速发展的社会新现象的探讨, 他专注于寻找新的艺术方法以回应新问题;其创作媒介多样,在世界当代艺术中具有很高的辨识度,也在不同层面上影响着中国当代艺术整体面貌的构成。

“我更多感受到的不是壮丽和辽阔,而是作为人的孤独和渺小。人在自然面前显得太单薄、脆弱和无奈,地平线特别辽阔,人是那么渺小,被远方严峻的地平线回收和释放。”

我把自己归零,从地面开始。这个画室比地面更低,在地下室,需要走入一个陡峭的长楼梯。我每次抓牢把手,坚定地避免着滚楼梯事件的发生,这里来的画家什么样的都有,职业画家,年轻画家,住在附近的很多知名艺术家也来,但彼此很少有交流。每节课只有一次15分钟休息,大家都安静地专注于模特和笔下。这里就像是艺术家的“健身房”,操练着技法,也是一种休息。

潜伏暗藏的危机

艺术家一辈子都在建造属于自己闭合的圆

“有人称西藏是你灵魂的寄存地?你认同么?”

这个过程中,在老师的提醒下,我尝试用自己的左手绘画。我发现自己的左手那么有意思,那么自由,左手画出的线条没有胆怯没有顾虑,自由流畅,似乎不可控却又能很完满地收尾。我对自己的左手非常满意。由此我想,每个人都有一个特别之处,还没有被发掘,或许是被岁月埋没了吧?我特别高兴。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以为黄致阳的艺术创作正是试图在观念、样式及语言方式上带有超越传统规范和模式的实验艺术。从他作品的主题和观念来看,其针对所谓现代化过程所引发人的内心焦虑与恐慌,并于作品中暗藏着“危机”的概念。现代化的影响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体现在认识论上对于主体无限能力的崇拜以及经济领域对于自然资源无节制的开发,这正是现代化得以滋生的土壤。当现代化以其动人的诱惑和无以复加的趋势向我们呼啸走来时,它高高擎起的正是科学这面大旗。科学的价值观向我们保证,科学提供世界的真相,它是超文化的,没有阶级性、民族性,甚至也没有时代性。这种观念为文化的全球化提供了哲学基础。潜隐于人类现代化背后的“危机”正是这种现象的表征所在。而艺术家创作的动力是现实与艺术家内心的冲突,它检验艺术家的人文关怀和价值取向,它潜伏在视觉形象的深处,成为精神的张力。

在开幕式上徐冰谈道,这种展览给他提供了一个反思的机会和空间,把这些作品放在一起回过头看的时候,像镜子一样可以看到他自己,通过这些大大小小的镜子,共同构成了他的一个立体的形式,“最后我发现原来我对这种东西感兴趣,原来我是这样工作,原来我是这么一个人。我一直认为你艺术的倾向、风格其实不是计划所得,它是一个命定。比如说有人问你做完《蜻蜓之眼》下一步做什么?这个问题其实没有办法回答,我只能说如果我还有精力,我仍然是对一个社会命运关注的人,或者对中国现场非常关注的人。如果我有新的话要说,那我一定会去找新的说话的方法。”

“也可以这么说吧,有一种情感的基础,人对世界潜在的感觉,以往似乎没有发掘出来的,在藏区被发掘出来了。有一个孤寂的地方,可以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它,在纷繁中寻找到一份宁静,在西藏我找到了这种感觉。我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混乱和纷争中度过的,父母离异,父亲被打成右派,‘文革’中的非正常生活,我一直想

我在纽约的每一天都那么开心,想念家人,挂念老伴儿之外,我是那么开心。酒店里每一个人对我都很好。我算是大方,每次多给几块小费,算下来不是很多钱,却赢得那么多。我特别会计算小数点之后的钱,也很善于运用小数点之后的钱,因此我得到一个昵称是“点后”。我对小数点以前的钱很茫然,我可以用几十万去买绘画材料,买最好的,我坚信只有最好的才能叠加成最好。我毫不客气地“土豪”一般席卷画材店,仿佛钱就是一个“王八蛋”。我从巴黎买到纽约,店员都以为我是大艺术家,都跟我提曾梵志。几百公斤的绘画材料运回国内被海关调查了几个月,出具各种证明去解释画材乃自用而不是贩卖。

我们可以从黄致阳的水墨绘画《北京生物》(2006——2007)系列等作品中看出,自然生态的变化所导致人的内心扭曲。中国传统文人绘画是将个人的人生经验寄寓在自然的山水、花鸟之中,而黄致阳却将絮状的笔触复数般地点染在人的躯体中,或将自然植物的缠枝叶脉夸张地布满尺幅巨大的半生宣纸上。当我在他的工作室面对这些“张牙舞爪”的植物、花卉时,他在画面中所营造的空间痕迹,这些彷佛是现实空间中奇妙的植物隐喻性地显示着,他或我们在物欲横流中纠缠与被纠缠、欲挣脱又无法挣脱的尴尬处境。植物被扭曲放大的逼真性正是他对现实的内心焦虑、精神紧张的真实写照,实际上也是对当下现实的混浊,人的欲望无所抑制的直接象征。从这点来看,黄致阳对中国传统的继承还是经过相当的思考、批判和转换的。

徐冰谈道,艺术家一辈子都在建造属于自己闭合的圆。“只要你是真诚的,这些作品不管什么形式,或者大或者小,不管多早和近期,其实最后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都在建造闭合的体系。过去的作品其实完全是对后来作品一种解释,我从早期作品——早期的版画里就可以看到后来的《地书》《蜻蜓之眼》这些作品,即早期作品里已经蕴含了这样一种兴趣和一种手法。虽然它们表现形式和材料非常不同,而这个新的作品是对过去的作品中存在着一种有价值的东西、并没有被充分意识到的部分的提示。”

逃离……”

色彩的记忆

尽管他不是简单直接地表现真实现实中某一层面的复杂,但这也许反而成就了他的创作,使之具有一种超验性的抽象表现。因为远离现实使他的艺术保留了抽象的细微末节,凸显了作品自身的神秘性。我们在观看他的作品时也常常会遭遇到这样的细微末节,比如他的《花非花》、《猩猩人类》、《千灵隐》等等。他是从个人现实的经验中剪裁一些枝叶的片断去表现他体验到的危机感,尽管造型体验带有梦魇的记忆,所以他将植物的蔓枝处理成有些萧飒、诡异的感觉。从这一点来说,他又是非常真实的,他真实地表现了梦魇状态下的内心世界,可谓是一种在内心折射的抽象现实。这不仅是具象表现了自然的形态,更重要的是再现了人与自然与社会关系的沧桑,并依此来关注现实危机下个人的命运,或许也导致了观看者种种认同危机的伤感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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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艾轩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一年后,他选择回国,而回来第一站就是四川阿坝藏区。“我在美国签了两年合同,一年就回来了。那是个毁人的地方。说好听是访问学者,实际上就是为美国的画廊老板打工。他让你画什么就画什么,说怎么画就怎么画,还要快画,多画。我深深体会到商业对一个艺术家的

回到北京的画室,面对那么多昂贵的丰富的绘画材料,我盘算着自己该如何把它们用好。我在想自己最喜欢什么色彩,我喜欢蓝色。蓝色那么深邃,那么清凉,那么自由,有蓝调音乐、蓝领阶层。日本语“蓝即是爱”。

装置艺术延伸实验

地书

干扰有多大。我像是一个被煤气熏倒的人,往门那儿爬,还有一丝知觉,推开门就清醒了。1988年回到中国,赶紧去藏区,那里的空气真新鲜。回国快18年了,我几乎每年都去,不知为什么,一看到那原野,我鼻子就发酸。在自己的国土上,可以沉下心来创作,不像在美国,到哪里都是浮光掠影。”

于是我画蓝色,将各种蓝色叠加在一起,无法自拔,陷入分不清理还乱的境地。蓝色,我根本无法掌控,难道说,我的特质不是蓝色?

二是黄致阳在从事水墨绘画的同时,一直在观念和媒介材料及方式上,做装置艺术的延伸实验。从他早期的《植树计划》(1994)、《忧郁森林》系列(1995)、《毛弹》(1995),到《Tides Sky》(1997)、《地衣》(2001)、《生物风景》(2001——2002)等大型装置,已抛弃传统水墨的手段。

1970年代,在北京山区插队务农的徐冰与当地农民和知青共同创办了手工油印刊物《烂漫山花》,艺术家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对于汉字间架结构设计中所蕴含的社会政治涵义的认识,而乡村民俗也为艺术家提供了吸收借鉴传统文化的土壤;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徐冰创作了以《碎玉集》为总题的袖珍木刻版画,并对版画语言特性进行创新探索,其作品《五个复数系列》具有突破性的实验特质。

西藏是艾轩灵魂的寄存地。在他找到那里以前,他的灵魂,没有故乡,四处漂泊。但是,一旦找到阿坝,认识阿坝,他的心被藏区强烈地震撼之后,他的灵魂便被俘获。两者融合的结果,就是他那些以藏区为题材的油画作品。

我想到了自己儿时的记忆,我的家乡沈阳,我儿时寒暑假常常去的新民县,乡村里的苞米地和丰收,土地和金灿灿的太阳,或许那是属于我的色彩?

他试图以工业文明生产的“第二手物质”如人造毛、电话线等复合现成品材料,从现代文明的冲突中探讨人与历史、人与自然和人与当代文化生态环境的关系,并转换出他在其中的立场、态度。或者说他以工业垃圾按照自然生态的菌种、植被极度夸张视觉样式,仿佛是惊悚影片中的怪物,突兀地呈现在观者眼前,视觉的张力产生出对心灵的震撼,实现了在新艺术语境中的自由穿越,强化了一种对现实的无奈和无法把握的无限冲突与矛盾。被挟在其中的我们,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在“无形”与“有形”、“虚”与“实”的结构中,都融入一个日益物化的都市现实所处的尴尬境地。更进一步地指涉他不但感受到古老文化的衰微,也洞察了所谓“新兴”文明的危机,而这种危机往往是许多社会进化论者所刻意规避的问题。在这里,他更为关注的不是现代化带给人们的诸多实惠,而是直接面现代化的现实与虚妄,并发出一个具有批判姿态的艺术家声音。他的这些装置作品所传达的意象,以及那些令人困惑的景观仍在继续发生着,像是变异的病毒在吞噬着人类,“我们”很难寻觅到真正活着的姿态和精神的栖居地。因为现代化的高速发展,冲击并颠覆着传统的理念和生活状态,几代人延续下来的古朴的生活方式所孕育的纯净平和的生活理想,与现实的距离越来越大,甚至成为历史背景。冲突和压力是明显的:一方面人们渴望有更高的生活品质、便捷的城市功能、现代化程度高的消费享受;但另一方面,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竞争,产生的种种问题和可能性,让不同的族群体会到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不同性质、不同价值取向的失落,许多以前不曾料及的问题出现了。文化的多元性面临着丧失的危险,城市与乡村的文化形态都经历某种《挤压》,古朴的生活方式以及它所代表的文化精神、伦理法则都在经受强大的冲击。这种冲击的严酷性在于,它悄悄地摧毁了包括信念在内的许多精神的东西。从这个意义考量,我们都面临着意外失控的境地,无人可以置身度外。

这些早期的尝试和探索为艺术家其后更具观念性特征的艺术创作做了准备。1980年代末期,徐冰创造出并无意指功能的“伪汉字”,并将之以活字印刷的方式按宋代版式制作成不可读之“书”——《天书》这些形式与内容呈现出错位感的文字,映射出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所根植的传统文化的智性思考与审视, 这部作品也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定义之作。

琼白的眼睛

于是我背起行装,回到了家乡,回到了土地。如今的乡村已经大变样,我几乎找不出视觉的记忆。我发现,所有记忆都是有关情绪的。也就是说,视觉艺术、音乐、诗歌或者文学语言都是在描绘主观情绪和情感,100%去呈现现实是另外一件事情。

抽象语言的宏大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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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轩告诉我,藏族女孩琼白就是阿坝发现的。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一次去阿坝,他需要寻找模特,就去一个民族学校。下课的时候,孩子们飞快地从教室跑出来,“我一下捕捉到一个女孩,她的眼睛很特别。她就是琼白。尽管她用头巾蒙着嘴而且还低着头,但是她出门的一刹那,她的眼神还是被我捕捉到了。我特别想表现这种眼

回到北京,我以记忆中的东北乡村,以大自然的丰收景象、玉米地、金黄色、太阳、不同阶段的绿色作为基调展开了我的色彩之旅。我欣喜地发现,原来自己非常善于运用色彩,大胆准确,毫不迟疑。我常常不自觉地采用明亮的黄色,这些黄色也有不同的层次,由深黄到更鲜亮的黄,就像太阳和光亮。我在这些色彩前面画超过两个半小时就会被这些光亮刺激而昏眩。我夸张地使用这些色彩,把自己的情绪和情感痛快地表现出来。

对于“危机”这个词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进而作出不同的解释和表达。而黄致阳的表达提示出一种艺术上的转换,或许还会给予我们一种对危机的认同。正如我们在观看他作品时所获得的警觉以及引发的联想一样。那么,作为实验艺术家黄致阳来说,他的这种探索是止于形而下层面的形式,还是建构于实验水墨当代精神审视的形而之上呢?显然,他都是有所思考的。在他的作品中,有生命、宇宙、游魂,以及“迷离错置”的空间、场域等等“宏大叙事”的元素,虽然是以一种水墨绘画和装置的抽象性语言来表达意向的,但观者能明显地感受到生存的困境、人性的乖张。这是黄致阳个人经验、体悟的直接性展开,也是他“纪实与虚构”的实验方式。他执著的探索精神与苦心孤诣地营造着自己的艺术之塔,使他的创作在实验性艺术的范围中具意义与价值,无疑也为实验水墨界的当代性转换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个案研究线索和踪迹。

《五个复数系列:田》

神,不仅是纯洁、清澈,还有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期盼和渴望。”

在其中一件作品《I LOVE COLOR #6》创作的一年多的时间里,画到最后,我是关掉画室的灯在傍晚画画,享受着那些颜料和色彩之间产生的光影。在没有照明的帮助下,透过窗外的自然光线我还在叠加颜色,很有意思。

徐冰也谈道,版画蕴含了很多超出于艺术手法之外的内容,“我的很多创作其实都带有版画的性质,这个版画性质并不是说铜板、木板这个概念,我刨根究底版画作为一个画种一定有别于油画的(是什么),我发现版画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在于复数性的能量,这个复数性的能量就像现在媒体数字有多大能量,版画就应该达到多大能量,其实这些最前沿的,在今天科技领域其实都和我们刻一个版,然后不断的印刷其实是一样的。总而言之版画除了表面美感的特殊性之外,还可以帮助我去分析当代社会的特征”徐冰说。

的确,在艾轩的油画中,让人们感受最深的就是藏族女孩的眼睛,晶莹剔透,清纯、充满了淡淡的忧郁。至今艾轩还珍藏着琼白给他的厚厚一沓信。“琼白当时大概16岁吧,她很内向,比较低调,挺懂事,骨子里心气很高。我们之间建立了友谊,相互通信。我曾多次邀请她到北京来旅游,还为她的今后做过种种设想。不知怎的,却一次次落空。最后,通信中断了。我去阿坝的时候,千方百计地寻找她,才知道她已经结婚。她为了给阿妈治病,为了供妹妹读大学,也为了自己的生计――放牧100多头牛,她变得特别现实。她哥哥带我们到一个小屋――琼白自己的新家,挺荒凉的,周围什么都没有,只有小屋后面严酷的地平线。我再一次感受到人的渺小

R先生的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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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命运的多变。”

还记得在我筹备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展览期间,我每天手提着重重的公文包,里面全是各种文字和图片资料,其中我常常带着的一本画册是艺术家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的,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和那些色彩。我对他的作品不陌生,但是我对于艺术家本人却没有任何认知。我从未去查阅有关他的资料,虽然我十几年前就买过他的画册。他的作品常常出现在拍卖预展上,我曾近距离地观看,我琢磨不出他的作品有什么高深,但却是那么深深地吸引着我。开始我觉得他对色彩层次的把握有点像中国的水墨画,轻薄而细腻,但后来又觉得他的色彩似乎在传达着色彩以外的语言。

《天书》中无意指功能的错乱的“伪汉字”

9年了,一切都在变。琼白最大的变化是心理上的,她由于疲惫辛劳而变得漠然和麻木。她成为一个跟自己的祖辈们没有任何差异,只是在等待日出和日落的最普通藏族女性群体的一个。“如果她来北京看看,或许能改变命运,我至今为她感到遗憾。”

直到我的装置作品《我的母亲和我的家乡》在我母亲和家乡亲友们的帮助下完成后,我才惊异地发现,这个作品背后的色块呈现那么像是罗斯科的作品。不可思议,这种巧合激励着我去探究和实践。我开始着手创作色块作品“R先生”系列(这是我作品完成后才想到使用的名字),尽管在创作过程中我不想去想这个人,但是他的影响就在我的周围,那些色块儿的构成总是脱离不开他的影子。我愤怒,我挣扎,我想去超越,却如同抽丝剥茧一般痛苦!绘画已经在20世纪死亡了吧?!我怀疑。

重建和保存长城“原来的面目”的粗糙印象

多年以来,艾轩的一系列油画中的人物一直处于一个事件、一种情绪的过程中。西藏雪域高原是他永远的做画空间与背景。一个藏族小女孩或是一个青年,站在寂静又纯净的冻土带。那些人物有一种苦难美,让人爱怜和同情。他们在思考什么,又凝望什么?实际上,这表面上的宁静正是他们心理上不平静的一种反映。

一年多的起伏与跌宕,我在渐渐地试图去理解这些色彩之间的关系和构成、逐步地进入了“R先生”的世界。我发现这些色彩就像迷人的魔,无形无踪影,让人痴迷、陶醉、迷失。

装置作品《鬼打墙》中,巨大的中国长城墨拓片对存在于真实时空中的历史遗迹进行了一种“如实的扭曲复制”,这也揭示出中国历史遥远而观念化的存在。 创作于1989年的《鬼打墙》作品,实际上是当时美术界所谓极左批判徐冰作品,说徐冰作品《天书》就是“鬼打墙”、是自我难以打开的一个困境。1990年代徐冰正处在这样一个沉寂当中,徐冰说需要干点事,所以他创作了最大的一个版画作品《鬼打墙》。

艾轩一次次将纯真幼稚的藏族小姑娘置于一个非客观化的背景中。随风摇曳的乱发中,无助的大眼睛闪烁着明亮和忧伤。它有一种冲击力,让我们直接对视着他给我们主题,对视绘画的故事和它的内涵。

任何游戏都是有危险性的,颜色的游戏也不例外。

徐冰试图重建和保存长城“原来的面目”的粗糙印象。传统的用来拓印碑刻等的工艺使得观众能够看到甚至是最细微的经时间和历史而风化磨损的局部,然后其效果又是孤立和破碎。这个生动的人造的结构,随着山峦的起伏而起伏,和万物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已经成为一个与真实的时空断开的大标本,一个被仔细观察和对待的碎片。

忧郁美和诗意

我决定不再画“R先生”系列,就这几张已经足够。这个世界上不需要另外一个罗斯科,没有人能够超越他,我不能,也不想了。我不想成为他,也无法成为,我就做我自己,一个能够拥抱阳光和土地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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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感的皮袄,忧郁的眼神,荒凉的背景,简单的构图,通过局部渐进式地展示人的内心,几乎成了艾轩画作的符号。数十次的川藏之行,画家发现了藏区的美,发现了琼白的眼睛,同时也寻找到自己心灵的通道,找到了绘画的语言。

多年前我就曾经预言了自己,在我出版的《艾在旅途》中我写道:“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一路采集一路收获,直到有一天我遇到自己的土地,在那里将有更大的快乐和幸福等待我去耕耘去劳作。”

1990年代初期,徐冰移居美国纽约。他与西方当代艺术进行了短兵相接式的交流,同时对当代艺术的瓶颈有所反思,试图借助人类之外的能量,与动物进行“合作”。徐冰试图摆脱自身所背负的文化重负,并为融入西方做了一系列概念艺术尝试。在《在美国养蚕系列》《熊猫动物园》《野斑马》等作品中,他借鉴自西方的艺术表达形式与特定中国传统元素相互交织,展示出中西方文化的交融、 碰撞或排斥等复杂关系。与《后约全书》等作品中,不同语言之间看似合乎逻辑的转译过程,与最终呈现出的不合逻辑的怪诞与荒谬结果,展示了艺术家面对全新文化语境的陌生与隔阂之感;《英文方块字书法》系列则进一步将英文以汉字书法的形式进行重构,这种“陌生化”的处理方式同样暗含了初至纽约的艺术家对语言交流本质的思考,却也似乎在中西方之间达成一种和解关系,在呈现出中西方文化基因嫁接与融合的奇异面貌的同时,将人们旧有的知识概念逼入了一种失去判断支点的境地。

“我始终喜欢一种感觉――忧郁。我甚至陶醉在一种忧郁的情怀中。”艾轩的画作中充盈的那种忧郁的感觉,让人感动和震颤,让人感受到画家的诗人气质。

艾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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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轩忧郁的乡土写实风格,曾得到美国画家怀斯的欣赏。他在国内就知道安德鲁?怀斯,是美国很有名的画家。中国国内有许多青年画家曾追随过他忧郁的写实风格。在美国访问时,怀斯的儿子在纽约的画廊里看到了艾轩的画,觉得风格很像他的父亲。回去便与怀斯说,有个中国人的画风很像你呢。于是怀斯约艾轩见面,在他的住地宾西法尼亚。怀斯对艾轩说,你依靠照片作画,和别人不同的是,你用自己的情感驾驭了照片。艾轩从美国归来后,已走出了对怀斯的追随,树立了自己的风格。他的绘画反映了人心灵深处的东西。艾轩绘画中传递出的诗意,让我不得不提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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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写诗么?”

《在美国养蚕系列》

“我喜欢诗,也写,比较晦涩,比较怪异,写给自己看的,没有发表过。我画作的题目,也许有些诗意,比如《有风,从双肩掠过》、《歌声离我远去》、《微风撩动发梢》、《午夜,下过薄薄的雪》、《远方冰河开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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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轩不但是个画家,还像他的父亲艾青一样,是个诗人。不信,你试着读读以上的题目,读读他的油画,它给人足够的遐想空间。那不是一首首很美的诗吗?

《 一个转换案例的研究》

凡是和艾轩接触的人,都会被他的乐观、热情和真率所感染,这和他忧郁的画风形成很大的反差。他说,人是复杂的多面体,美也具有多样性,画风与画家的性格和世界观并非完全一致。我乐观面对生活,但我喜欢忧郁美。它常常令我感受到心灵的震颤。

之后徐冰的创作开始关注更广泛而切身的当下现实,《烟草计划》以烟草为切入点,以近似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反思历史与现实、国际资本、文化渗透、全球劳动力市场等问题;同样关注语言本身的《地书》敏锐地捕捉到彼时互联网语言和图像文字方兴未艾的趋势,在传统语言之外进行探索,检视人类文化交流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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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计划》中,用烟拼成的巨大虎皮毯。

关于当代艺术

开幕式中,徐冰也回应了他对当代艺术的看法,“我们过去对当代艺术充满了兴趣,因为我们对它未知,我到美国以后短兵相接地参与了当代艺术运动,我对这个体系的认识和判断有了与我过去很不一样的感觉。比如说当代艺术和一般观众之间造成的鸿沟,或者说当代艺术特别喜欢用一种假大空的东西先把观众吓跑。而当代艺术这个体系又借助了人们对文化的一种敬畏而把这个距离拉得更大。有时几乎没有人对艺术有怀疑,但是事实上艺术系统本身在我看来,它有一个自身的弊病。”

“艺术是什么?我们人类一直在探索,探索到今天就是越来越不清楚。这个是有背景的,这个背景是在今天人类进入到用任何旧有领域的概念都不能判断的这么一个时代。就是我们人的思维其实是被动的,因为世界变得太快了,是这样一个关系。而且当代系统本身,我感觉总体来说属于一个古典的体系,比如我们要把作品拿到美术馆来展览,或者说让世界各地人坐飞机来这里看,它和未来的方式其实是相反的。就是这里面有一些数字互动的像《地书》什么的,但这些东西其实没有必要让人们跑到尤伦斯来看的,可是人们对艺术的敬畏就是我必须把它放在美术馆,它才能成为一个艺术,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问题。”徐冰说。

徐冰认为,在今天任何一个领域,最有价值和最前沿的部分其实都不在这个领域本身,而在这个领域的边缘地带,或者说这个领域和其他领域之间的这种交接的地带,或者说在这个领域之外的地带。“其实总的来说就是你要给当代艺术系统带来新的血液,这个血液一定是在这个系统之外,而这个系统之外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因为艺术史知识就在那里,但是社会变异实在太吸引人和太有创造力,太有能量了。我们需要做的是怎么样把这种社会能量转换到我们的思考能量,我和当代艺术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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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蜻蜓之眼》剧照

打破电影的边界,重塑电影的可能

7月22日,华时代全球短片节(HISFF) 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办了“中国传统艺术观念如何在当代激活”的主题沙龙。活动放映了徐冰的最新作品《蜻蜓之眼》,同时邀请徐冰以及导演张杨,电影评论家、北大电影文学系教授戴锦华到现场进行了分享。

艺术家徐冰的最新作品《蜻蜓之眼》在电影界与艺术界都引起了广泛反响。谈及灵感来源,徐冰说2013年看电视监控画面,觉得用监控画面做一部剧情长片是了不起的事,而且必须做剧情片,这样概念的张力非常强,它既不是剧情片,也不是纪录片,是一种无法判断的电影。2015年初,网络上的监控素材已经非常丰富,徐冰重启项目,虽然电影界的人觉得这个概念不可能,但徐冰团队还是写出一个整容的剧本,在画面和剧本来来回回地调整、修改中进行创作。

张杨谈道,从《冈仁波齐》开始,他注重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分寸感,提炼生活,再让人物重演,但都是真实的人物,自己演自己,记录生活,还是故事片,只不过要把握真实和虚构的平衡。他认为徐冰是从真实中找虚构,而他是从拍虚构的剧情片出发,现在在往真实的方向走。他觉得在正常的电影操作里,很难有《蜻蜓之眼》这种实验性的东西,当代艺术家用另外的角度去看电影,拓展了电影的可能性。

戴锦华谈道,《蜻蜓之眼》关于人物身份,关于人物去追寻内在自我,它有一个哲学主题。这是徐冰一直在做的事,回到本体论,回到媒介自身,和媒介的表象做完全相反的事情。戴锦华称,今天是海量影像的时代,是有图没真相的时代,徐冰用这样一种非人眼的、真实的、碎片的影像,重新组合成一个人文的故事。

徐冰认为近两百年中国都是在学习西方,传统和当代无法作为一个绝对的东西来判断,传统、当代就像磁铁的两级,虽然相互转换,却又相互依赖,不能把传统孤立起来,要在流动中看待。他举了一个中国人传统的观念“天人合一”,但两百年前是工业科技的时代,是科技创造的时代,那个时候“天人合一”的概念是反动思想,到了今天,“天人合一”的思想,变成了最前沿、对人类未来发展最有启示性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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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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